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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戰期間臺灣空襲記憶在戰後的傳承、移植與再造

為了解決屏東市勝利里里長的問題，作者王志淵 這樣論述：

　　臺灣戰時為日本帝國殖民地，戰後由國民政府接收並統治，隨著內戰失利，而將中央機關遷移至臺灣。作為遷佔者國家，為了強調自身與中國大陸歷史延續性，因此極力將臺灣社會「再框架」納入抗戰脈絡中，塑造臺灣民眾作為中華民族一份子。其中戰時本土的盟軍空襲記憶，看似斷裂而遭掩蓋，但受到現實中共軍機威脅，日治時期「防空框架」在戰後仍延續並不斷加強。受到再框架影響，國民黨政府在形塑「防空框架」往往移植自身歷史經驗，並以「重慶精神」為精神指標之一來團結國民。由於防空與空襲具有一體性，為了教育國民空襲造成戰災的可怕性，日機轟炸中國城市的影像就成為實際例子，在重慶經驗與抗戰警世案例移植下，使戰後出生世代對於戰時來空

襲之敵者認知造成極大影響，形成統治者由上而下移植中錯置之記憶。　　除了國民黨政權由上向下移植的戰爭經驗外，移入外省族群在與本省民眾開始通婚下，亦為臺灣注入不同的戰爭經驗，在社會上形成兩股戰爭記憶，一種為本省民眾親歷的「太平洋戰爭」記憶；另一種為國民黨政權移植或外省家庭的「對日抗戰」記憶。儘管本土戰爭記憶在主流抗戰框架中遭到掩蔽，但戰時未爆彈的出土，甚至是民間信仰中神祇保衛村里免於空襲戰災的傳說，顯示民間仍有媒介作為戰時記憶所繫之喚醒物，特別是遍布全臺灣的民間信仰神話，反映民間信仰的功利性與靈驗性等特性，反而使廟宇傳說成為臺灣本土戰爭記憶喚醒的重要媒介。縱使如此，受到國民黨政權主流抗戰記憶「再框

架」影響，神蹟傳說中出現日機轟炸臺灣等移植中而錯置的戰爭記憶。　　隨著臺灣解嚴走向民主化，在本土化的浪潮中，臺灣戰時的歷史逐漸受到關注，但抗戰作為中華民國與國軍的歷史延續戰爭經驗，抗戰框架儘管不再是唯一的戰爭框架，亦不會因此消解，甚至在重新建構本土空襲經歷過程，仍會陷入是否值得紀念的「可悲傷性／不可悲傷」戰爭框架中，反映抗戰記憶與本土太平洋戰爭記憶至今仍持續挑選並論述。隨著108新課綱教科書中，空襲經驗被納入二戰時總力戰下民眾的生活脈絡中，東亞平民的戰時經歷開始受到關注，臺灣作為多元的移民社會，如何在不同群體的戰爭記憶間取得彼此的尊重與諒解，仍是未來戰爭記憶範疇中要努力的目標。

六堆地區客家族群投票傾向的空間分布

為了解決屏東市勝利里里長的問題，作者何信甫 這樣論述：

1990年代以前，台灣長期為黨國體制所控制，在恩庇侍從原則的運作下，國民黨透過綁樁和派系的操弄，使得自己能在地方選舉中長期屹立不搖。1990年後，隨著野百合學運的落幕，社會中瀰漫著政改的聲音，台灣社會也跟隨上民主的潮流，逐步開放直轄市和總統大選。2000年民進黨贏得總統大選，這是台灣選舉史上首次的政黨輪替，2004年的總統大選陳水扁總統則再以些微差距獲選連任，直到2008年國民黨才再次獲得執政機會，這次是台灣選舉史上第二次政黨輪替。過去在同為中國人的大中國思想打壓下不曾見的族群問題，隨著政經的開放也漸漸浮現，客家族群在「還我母語」的社會運動中展現其堅定的族群訴求。回顧過往的歷史，客家人佔了台

灣的總人口數約為13% ，可說是第二大的族群，但因其為少數，又不似從中國逃難至台灣後的外省群族掌控了黨政軍警等權力，因此在台灣社會中長期處於弱勢。在政治角力的場合中，客家人如不與兩大黨策略聯盟實在難以推動有利於自身族群的相關政策。因此在台灣的政治生態當中，不難發現客家人在兩大黨中各佔有一席之地，如國民黨的吳伯雄、呂學樟、鍾榮吉；民進黨的許信良、邱議瑩、蔡英文等人。本研究將從屏東六堆地區客家族群著手，透過中選會近兩屆總統、立委、縣市長和議員選舉的選舉資料，輔以GIS地理技術來探討六堆政治版圖分佈狀況，並觀察不同層級選舉中分裂投票的現象，並藉由訪談六堆地區的里長進一步釐清各里中所呈現的政黨色彩，試

圖對這現象提出一種解釋。依據深度訪談和相關資料的建構下，研究結果顯示高、屏兩地的客家村落在投票型態上有所不同，在屏東方面，已不見原有的縣層級派系，大選區的選舉中政黨政治已經成形，而小選區的情況則有賴各政黨其所合作的地方社團、村里長等地方頭人幫忙拉抬選票。尤其在曹啟鴻擔任省議員後開始進行社區培力，提拔屏東縣地方社團，這為民進黨在屏東縣打下草根基礎。高雄市方面，紅、白、黑三大派仍可見於各種造勢場合，實際訪談結果顯示高雄縣派系仍具有輔助選舉的能力，但也僅止於2010以前。當高雄縣升格為高雄市後，原有的鄉鎮公所改制為區，而鄉鎮長則改為官派區長，各區失去自治形態，形同切斷維持派系所需資金的源頭，最後派系

不是瓦解就是向市政府靠攏。而高雄市2014年的首長選舉中仍由民進黨執政，國民黨的地方派系將會為民進黨所收編。在2008和2012年的總統與立委大選當中，高雄市和屏東縣的客家村里，總計分別有12和22個村里呈現分裂投票的現象，約近總村里數的四成和三成，這是由於在小選區的選舉當中，選民依靠自身與候選人互動的經驗做為投票標準。但在大選區的選舉當中則不然，候選人離選民太過遙遠，只能透過地方村里長和理事長等活躍於地方的人士，憑其自身的社會關係幫忙拉票，然而當選民自身的政黨傾向與村里長等人的社會關係有所出入，這兩者之間的差距即是分裂投票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