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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識分子淪亡史：在功名和自由之間的掙扎與抗爭

為了解決知識英文knowledge的問題，作者周非 這樣論述：

北京圖書訂貨會媒體推薦「2012最值得期待的十本好書」之一 　　中國知識分子淪亡史　　－－在功名和自由之間的掙扎與抗爭 　　真正的知識分子，是知識的探索者、承載者、傳播者、運用者和捍衛者。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們不僅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化成果，而且，他們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竟然成了此後中國知識分子一座難以企及的高峰。本書將這個時代作為一個座標點，敘述了此後兩千年間，知識分子們如何淪亡。 　　其中：主流知識分子們在統治者軟硬兼施的政策下，從特立獨行的士，到「只有韜略、沒有立場」的策士、再到「專為帝王服務」的謀士、最後到「完全按奴才標準設計」的進士，一步步地蛻變；學術從「百家爭鳴」到「獨尊

儒術」、從獨創到「為帝王謀」、從儒學到理學、從「格物」到「致良知」、從經世致用到考據，慢慢黯淡下去；在「功名，還是自由」的選擇中，知識分子們步步後退：莊子根本不出仕、嚴子陵堅決當隱士、陶淵明迷途知返、李白左右搖擺、蘇軾終身不離官場、柳永在風月場中自我麻醉、唐寅只能寫一些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詩文；統治者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摧殘和肉體殺戮，更是觸目驚心。最後，在西方列強到來之際，知識分子與國家一同淪亡。 作者簡介 周非（筆名） 　　本名周飛，一個時代的思想者，學自然科學出身，曾長期從事經濟管理工作。自八○年代起，作者將文、史、哲、經貫通起來，從梳理中國傳統文化開始，致力於文化問題的研究與思考。2006

年，作者在清華園中完成第一本專著《拷問歷史》，出版後被譽為「思想臥龍」；2009年出版的《非議歷史》，創造性地將中國傳統歷史按文化發展的脈絡劃分為十個時代，揭示了「智謀文化」和「大一統文化」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如何影響中國兩千多年歷史的發展；2010年，抱著要「還諸子百家本來面目、為中國文化正本清源」的目標，完成並出版了《諸子百家大解讀》，以大視野、大背景、大系統，對諸子百家進行了重新分類和解讀；2011年推出了《中國神話的文化解讀》，提出「實現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要從復興中國神話開始」；2012年初，《中國知識分子淪亡史》在大陸出版，旋即在北京圖書訂貨會上，被專家和媒體評選為「2012最值得期

待的十本好書」之一。周非在工作之餘，還在大學兼職授課，建有「周非文化創意工作室」，並著有多部電影、電視劇及動畫片劇本。 □《實用歷史叢書》出版緣起□序：在功名和自由之間的掙扎∕賀雄飛□前言：關於知識分子∕周非 第一章　座標點　　　　遠古的記憶　偉大的傳統　　　　知識分子的樂園　　　　獨立之精神──諸子蜂起　　　　自由之思想──百家爭鳴　　　　一個讓人神往的地方 第二章　主流知識分子的蛻變　　　　蛻變的脈絡　　　　士：道德君子、言行義士　　　　策士：由學而術，功名至上　　　　謀士：圍繞帝王，盡心盡力　　　　進士：讀聖賢書、謀功名事　　　　名士：抗爭無力、清談無益 第三章　獨立精神的萎縮　　　　

李白式痛苦：一個命題的提出　　　　逍遙於自由自在的精神王國　　　　堅持自己的生存方式　　　　迷途知返　　　　「功名，還是自由？」這是個萬難的問題！　　　　怎麼也不肯離開官場　　　　瀟灑之後還是要回到功名上　　　　不得其門而入便自甘墮落 第四章　迫害史　　　　聖人也殘暴　　　　獨裁者的焚書坑儒　　　　中國書籍的厄運　　　　科學家的悲慘遭遇　　　　文字獄 第五章　沉論與墮落　　　　大話、謊話與馬屁話　　　　文人牢騷尋常事　　　　清高、傲慢與文人相輕　　　　沉溺酒色溫柔鄉　　　　由歪門到邪道　　　　白日夢 第六章　學術思想的衰變　　　　中國的學術思想一直在衰變　　　　從「學」到「術」：戰國「百家」的

急功近利　　　　從百家爭鳴到大一統：漢初學者們的「為帝王謀」　　　　對經典的捨棄、篡改、偽造、歪曲　　　　無人相繼的「絕學」　　　　信仰追求與神學研究　　　　從「道統」到理學　　　　從理學到心學　　　　從經世致用到考據 第七章　特殊時代　　　　元朝的正統地位　　　　空前絕後的開放　　　　發達的經濟　　　　昌盛的文化　　　　「百科全書式」的學問家許衡　　　　中國最偉大的科學家郭守敬　　　　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關漢卿　　　　小結 第八章　淪亡之後　　　　全面淪亡的時代　　　　李贄形成不了新思想體系　　　　黃宗羲們無法設計出新制度　　　　方以智無法創立新知識體系　　　　四大救國存亡運動必然失敗　　　　

新文化運動的實質只是複製，而不是復興 他序 在功名和自由之間的掙扎 　　當我打開周非的這部新作時，想起了這樣一句猶太諺語：「如果你想在冬天躲雨，就造一個茅屋；如果你想在許多個冬天躲雨，就造一個石屋；如果你想讓後代記住你，你就造一座環繞城市的圍牆；如果你想永垂青史，就寫一本書吧。」我為周非先生的另外兩本專著《拷問歷史》和《非議歷史》也曾做過「接生婆」，但幾乎沒寫過任何文字，儘管那兩本書也寫得非常不錯。在審讀這部書稿的時候，我的內心油然而生出一種強烈的自豪感，這本書將使作者名垂青史。 　　古希臘的「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在他的代表作《波斯戰爭》中，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他的事業的目的在於，保存那由

於人而存在的東西，使其不致為時間所湮沒，賦予希臘人與野蠻人光榮，賦予令人讚歎的行為以充分的頌揚，使後世能夠紀念他們，並使他們的榮耀光照數個世紀。」這句話告訴了我們這位西方「歷史學之父」的主要史觀，但並不是歷史學要告訴我們的全部。亞里斯多德曾明確的向我們保證，人類作為一種自然存在的物種來說，擁有通過生命周而復始循環的不朽性，在生死變換之間體現了他們的永恆存在。但是，中國歷史書中出現的許多人物都被無限放大了，而且體現的並非人類的偉大品格和智慧，正如凱瑟琳．莫蘭（珍．奧斯汀小說《諾桑覺寺》的女主角）在談論歷史時說道：「我總認為，要說歷史是枯燥無味的，那就怪了，因為大多數歷史是編造出來的。」中國的史書

尤其如此。這回周非先生反其道而行之，用輕鬆的筆墨從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起源和座標點談起，不費吹灰之力就把主流知識分子的蛻變過程說得一清二楚，從士到策士，再到謀士、進士和名士，不僅闡釋了知識分子的功能和精神追求，還揭示了他們的痛苦和迷惘，以及在功名和自由之間的掙扎與抗爭，並在瀟灑之後自甘墮落。同時還揭露了二千多年來，統治者對思想異己的殘酷鎮壓和無情打擊，以及通過「焚書坑儒」和「文字獄」，把他們從「百家爭鳴」弄到噤若寒蟬，直至徹底沉淪與墮落，變得只會說大話、謊話、牢騷話和馬屁話，大多沉溺於「酒色溫柔鄉」與「白日夢」，最後由歪門徹底拐入邪道。與此同時，中國的學術思想也一直在衰退，從「百家爭鳴」到「獨尊

儒術」，從儒學到理學，從「格物」到「致良知」，從經世致用到我注六經，再到對經典的捨棄、篡改、偽造和歪曲，不僅沒有新思想的影子，連基本的底線都沒有守住。這是中國歷史和中國知識分子莫大的悲劇，也是對古希臘歷史追求人類不朽光芒的巨大反動。 　　中國許多史學家所謂的「史學」，其實是對中國歷史細枝末節的娛樂化演繹，唯獨缺少的是獨特的史觀和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特別視角。周非先生的這本書則不同，他穿行在過去與未來之間，彷彿一頭闖進古董店的公牛，用牠尖利的犄角頂撞了傳統的堡壘，不僅是對中國歷史的另類解剖，也是用理性的光芒反思中國知識分子的墮落與沉淪，既是一曲悲壯歷史的輓歌，也是一首中國知識分子的安魂曲。正如吳

思先生在他的新作《我想重新解釋歷史》一書中所言，「創造理論好比是蓋房子，理論的地基要打到單細胞生物，因為在根子上所有的生物都源於單細胞。單細胞生物存在的問題，生命展開後出現的問題，最終都可以歸結到那個根源。順著單細胞生命演化的思路，物質問題、社會問題、經濟問題都能得到解釋。」中國知識分子最缺乏的就是對絕對真理價值觀與生命信仰的捍衛。知識分子最核心的靈魂就是：人生的終極意義在哪裡？怎麼安身立命？怎麼樣讓人生意義最大化，怎麼樣走入人類精神的永恆和不朽。知識分子的真正功用，就是為社會提供他們觀念的產品，這些產品有助於人們更準確的把握事實的真相和建構新的價值體系。 　　每一個知識分子最終都會在歷史的審

判臺上接受檢驗，一切的盛世繁華和功名利祿都彷彿過眼煙雲。誠如耶穌所云，「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它的美榮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唯有主的道路是永恆的。」後來，馬克思的女兒燕妮問一位歷史學家：「您能用最簡明的語言，把人類歷史濃縮在一本小冊子裡嗎？」這位歷史學家回答說：「不必，只要四句德國諺語就夠了。一、上帝讓誰滅亡，總是先讓他膨脹。二、時間是篩子，最終會淘去一切沉渣。三、蜜蜂盜花，結果卻使花開茂盛。四、暗透了，更能看得見星光。」用一句猶太聖典《塔木德》中的格言說就是：「人的眼睛是由黑白兩部分組成的，可是神為什麼要讓人透過黑的部分去看東西呢？因為人生必須透過黑暗，才能看到光明。」而要用佛教來

解釋所發生的一切的話，那就是世界萬物皆有因果。中國歷代的思想者和知識分子都將接受歷史和上帝的審判。 　　沉淪意味著新生，當代的知識分子站在先哲的肩上，應該給出更加滿意的答案。 　　是為序，與周非先生及廣大讀者共勉。 賀雄飛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於北京（本文作者為中國著名出版家、猶太教育研究專家，南開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 前言 關於知識分子 　　知識和知識分子都是外來詞。所謂知識（英文knowledge），一般是指人類在實踐中獲得的認識和經驗。人與動物的不同，是人能在本能之外，不斷獲得知識、積累知識、傳承知識、運用知識。人類文明進步的標誌，就是對知識擁有和運用的程度。 　　那麼，簡單地說，知識

分子就應該是知識的探索者、承載者、傳播者和運用者。 　　由於對知識的價值認識有差別，對知識的運用就有了選擇。認定知識的價值、選擇知識的運用，往往是統治者。這樣，西方的一些知識分子就提出來一個「知識分子良心問題」。即知識分子從人類真、善、美的立場出發，應該對知識的價值有一個認定，當這個認定與統治者、世俗者的認定有矛盾時，知識分子應該堅持自己的認定、反對統治者的認定。這種堅持與反對，就叫做知識分子的良心。 　　如此一來，我們就應該在上述定義上，加上一條：捍衛者。 　　這樣，知識分子的定義就應該是：知識的探索者、承載者、傳播者、運用者和捍衛者。 　　知識分子在漢語裡有許多相似的稱呼，卻沒有完全相應的

辭彙。最接近的詞是文人。但這個詞歧義很多。比如，文人與武夫就是一個對立的詞，漸漸地，軍事家就不為文人這個概念所容。如今，人們在文人的基礎上，又創造了一個文化人的概念，文人似乎就是指文化人。但文化這個詞，外延也在不斷縮小，先是將政治、軍事排除在外，繼而又將科學技術等排除，最後似乎只剩下文學藝術了，因而，文化人往往就只能特指那些文學藝術工作者了。 　　除了文人、文化人之外，古代還有讀書人、書生這兩個詞。顯然，讀書人和書生也是不能等同或接近知識分子的。因為讀書人、書生，最多只能指知識的傳承者，更何況中國古代多數讀書人，專門讀儒家聖賢書，他們中的多數人，讀書的目的，並非是探索、傳承知識，而是通過科舉去

獲取功名。 　　漢代以後，中國人又用儒生一詞，泛指文人和讀書人。我們當然不能用儒這個詞，來對應知識分子。 　　現在國內最流行的關於知識分子的說法是「社會的良心」或「社會的良知」，其中呼聲最高的是關於所謂「公共知識分子」。這些概念，一般認為是起源於十九世紀的俄羅斯。以色列的康菲諾（Michael Confino）曾在此基礎上，將知識分子特點歸結為五條：一是對於公共利益的一切問題（包括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諸方面）都抱有深切的關懷；二是有自覺的責任感，因此認為上述各種問題的解決，都是他們的個人責任；三是傾向於把一切政治、社會問題看作道德問題；四是無論在思想上或生活上，他們都覺得有義務對一切問題找

出最後的邏輯的解答；五是他們深信社會現狀不合理，應當加以改變。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歷史上出現的士、士大夫，倒是最接近知識分子概念。可是，這樣定義知識分子，也把概念弄得太狹義了，而且，在現實生活中，這種知識分子畢竟只是極少數，不具有普遍性。 　　實際上，上面這種觀點，涉及到知識分子品格問題。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對知識進行探索、承載、傳播、運用和捍衛中，需要的條件相當多，其中就個人品格而言，首先要有強烈的責任感，僅僅從個人的欲望出發，在對知識的探索、承載、傳播、運用或捍衛過程中，就會發生價值的偏差：在探索中，會不關心人類的幸福、社會的進步，在承載中會選擇性地取有利於自己的知識、捨棄不利於自己的知識

，在傳播和應用中亦然，當然，對真善美的知識也就不會捍衛。其次，要敢於張揚個性，推崇創造。第三，要敢於、善於與不利於知識的探索、承載、傳播、運用的外在環境做抗爭。 　　世間有許多違反知識的因素，要而言之，有五種：人類過度的欲望、統治者的自私、生產資料占有者對利益無止境的追求、世俗享受者一味追求感官刺激、消極者對生命無視。因此，知識分子有五大責任：批判人類對自然的破壞、統治者的獨裁、生產資料占有者的貪婪、世俗者的墮落、消極者對生命的無視。批判的同時，一定要建設，要鋪設人與大自然和諧發展的康莊大道、創立人間治理的民主方式、建立實現財富增長的合法手段、有利於身心健康的娛樂享受以及尊重個人愛護生命的信仰

。 　　所以，評判一個知識分子的歷史地位，要看他探索知識的程度和對人類發展的價值、承載知識的廣度和厚度、傳播知識的受眾面和受眾的接受程度、運用知識的深度和效果、捍衛知識的態度和力度。其中，第一條中，獨創性最重要；第二條中，建立知識體系最重要；第三條中，影響力最重要；第四條中，對文明進步和人類幸福的貢獻最重要；第五條中，具有特立獨行的品格最重要。 周非 第二章主流知識分子的蛻變真正的知識分子，是知識的探索者、承載者、傳播者、運用者和捍衛者。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統治者軟硬兼施的政策下，從士到策士、再到謀士、最後到進士，逐步喪失了上述功能，一步步地蛻變，直至淪亡。蛻變的脈絡　真正的知識分

子，是知識的探索者、知識的承載者、知識的傳播者、知識的運用者和知識的捍衛者。但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戰國以後，在統治者軟硬兼施的政策下，卻逐步喪失了上述功能，一步步地蛻變，直至淪亡。統治者為了加強統治，需要知識分子為他們出謀劃策。他們利用知識分子的方法有兩條：一是設立選官之法，以高官厚祿誘之；二是利用儒家思想，教導知識分子們：人生的意義就在於為天下做貢獻。而天子是天意的代表者、天下蒼生的主宰者，所以，他們應該為天子竭忠盡智。這樣，隨著朝代的更替、集權的加強、意識形態的日益狹隘，在兩千五百年的歷史中，中國知識分子就由「士」蛻變為「策士」，再由「策士」蛻變為「謀士」，最後，又由「謀士」蛻變為「進士

」，而且，「進士」們所學習、掌握、運用的知識也變得越來越狹隘、虛假。所以，傳統上，中國對知識分子的稱呼，有多種多樣，如文人，這是指他們不會「武」；讀書人，是說他們只會讀書；士大夫，指做官的文人；士子、舉子，是考功名的文人；秀才，是以讀書為業的人，等等。　第一步，在戰國時代，很多士從君子義士蛻變為策士。士和策士，都是一些有追求、有本領、有修養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區別在於：一是「追求」不同，士追求的是獨立的、公共的目標，策士追求的是附庸的、個人的目標，策士為了實現個人的富貴，已經不顧自己的初衷、不擇手段、不問正義了；二是「本領」不同，策士在具有真本領的同時，需要加上能言善辯、見風使舵、機詐巧變了；三

是「修養」則更不同，士是重道義、重氣節的，而策士則是目的至高無上，道德底線下沉。　第二步，到了天下大一統的漢代，策士們失去了朝秦暮楚的土壤，只能為一個帝王謀（為朝廷謀、為劉氏天下江山謀），這時，策士就蛻變成了謀士。謀士在追求、本領、修養三個方面也有改變：追求的目標，大而言之是天下太平、國家富強、政權穩固，小而言之，就是自己有地位（舞臺）、有功名、有發言權；在本領上，主要是看買家，因為這時，只有一個買家──皇帝。皇帝尊儒，就學五經；皇帝好道術，就談鬼神；皇帝要奇謀，就學太公陰符。在個人修養上，以朝廷的倡導為依據，或忠或孝，不惜做假、講大話、打保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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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認知師徒制融入數位學習之學習成效及自主學習行為-以醫放系實習生學習上腹部超音波病灶辨認為例

為了解決知識英文knowledge的問題，作者蘇于珊 這樣論述：

近幾年，受到疫情的影響使得數位學習在教學領域上的應用愈來愈普遍，數位學習運用在醫學領域相關課程的學門逐漸受到重視。醫院放射科的超音波技術非常重視實作經驗及影像辨認，一向使用師徒制的方式來進行教學，每位實習生所遇到的病灶量與質有差異，且學習過程缺少了反思和探索。因此本研究運用融入認知師徒制之數位學習來進行上腹部超音波病灶之教學，以到醫院實習的醫放系22位實習生為研究對象，希望能藉此提升實習生辨認超音波病灶的學習成效、並探討其學習滿意度及自主學習行為。結果發現運用數位學習上腹部超音波的方式確實能夠提升實習生辨認超音波病灶的學習成效，且整體學習滿意度頗佳，自主學習能力也有提升學習滿意度及自主學習之

間具有顯著相關，且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與專題報告也呈現顯著正相關。建議臨床教師推動數位學習融入超音波實習課程，可採用同步線上課程和非同步線上課程的搭配方式及利用線上討論和通訊軟體提供互動活動，未來研究可融入自主學習策略於教學探討對學生自主學習行為和能力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