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任警察局長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挖掘到下列精選懶人包

戰後台灣地方自治的轉型：法律史視角的考察

為了解決歷任警察局長的問題，作者黃守達 這樣論述：

1950年，無視《中華民國憲法》中制定省縣自治通則、召開省民代表大會、制定省自治法的要求，台灣省政府頒訂了《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表面上，縣市層級與鄉鎮市層級的地方自治體，終於可以全面選舉自己的首長與民意代表；實際上，國民黨政權卻可以透過控制中央政府與省政府，進而控制台灣省的地方自治體。直到1994年，《省縣自治法》與《直轄市自治法》制定，台灣地方自治才完成從「非憲法所定」到「憲法所定」的轉型。這樣的轉型是怎麼發生的呢？轉型又是如何可能？本研究即嘗試著從法律史的視角，考察1950年至1994年間的地方自治法制。由於此時期的地方自治受到黨國體制的支配，本研究稱之為黨國支配期。本研究認

為，所謂轉型，其實也就是黨國支配期的崩解。要理解黨國支配期的崩解，也必須理解黨國支配期的形成與發展。本研究發現，地方自治法制具有高度政治性，這不只是黨國支配期所獨具，也存在於1945年至1949年的戰後初期，更存在於訓政時期的中國大陸以及日治時期的台灣。這樣的高度政治性，表現在中央政府是如何「運用」地方自治法制來干預地方自治體的活動。為了確保地方自治法制能夠為中央政府所運用，日治台灣、訓政中國、戰後初期的地方自治法都是由上而下所建立。因為是由上而下，所以比起中間團體與地方社會的自治慣例，作為法規範的地方自治法制要來得較為有用，命令位階法規範又比法律位階法規範更為有用。這也是為什麼，黨國支配期的

地方自治法制，會無視《中華民國憲法》的種種要求了。由於地方自治法制具有高度政治性，所以完成從「非憲法所定」到「憲法所定」的轉型，也就需要高度的改革動能。這股改革動能，便來自於1990年代初期的政治鬥爭。所謂政治鬥爭，既是反對勢力與國民黨政權的鬥爭，也是地方自治體與省政府及中央政府的鬥爭。這樣的政治鬥爭可以視為兩種因素的結合。其一，1970年代以來的自力救濟熱潮與1980年代以來的社會運動狂飆，在一次又一次的抗爭當中，作為抗爭發起人或參與者的地方住民，逐漸獲得各界的注意與重視，其政治地位也逐漸提高，這就為鬥爭提供了動能。其二，1980年代後期，反對勢力為了抵抗國民黨政權，不僅奪取了地方自治體的政

權，甚至回過頭來「運用」地方自治法制來抵禦中央政府的干預，像是1989年的「地方包圍中央」便是為鬥爭提供策略的顯例。鬥爭動能與鬥爭策略結合而成的政治鬥爭，便構成了地方自治轉型的因素。然而，儘管政治改革促成了地方自治轉型，但也只是「非憲法所定」到「憲法所定」的轉型而已。轉型前的問題：民主正當性的赤字、直轄省轄二元體制的失衡、規範變遷與社會變遷的落差，不僅未隨著轉型而獲得解決，反而愈來愈嚴重。由此可見，地方自治的轉型有其侷限。如何回應這樣的侷限，即為當代地方自治的重要課題。

拉丁美洲的轉型正義：以智利、阿根廷和秘魯為例

為了解決歷任警察局長的問題，作者張家于 這樣論述：

第三波民主化後，許多國家在民主過渡或民主鞏固的過程中為追求「轉型正義」而成立「真相委員會」，但也因此面臨政治和道德上的難題。 本研究以智利、阿根廷和秘魯三國案例探討「轉型正義」的實踐和「威權遺緒」之處理。為追求「轉型正義」及處理「威權遺緒」，民主政府對專制獨裁統治期間所犯侵害人權和非法濫權的惡行調查、審訊和究責。本研究內容包括「轉型正義」的相關理論、「真相調查委員會」的彙整、「威權遺緒」的處理過程，及對智利、阿根廷和秘魯三國當時國內政局發展和國際局勢演變、專制獨裁政體的開啟、轉變和結束、及民主過渡等。 本研究並整理智利、阿根廷和秘魯三國案例之相同點和差異性，詳細分析案情發展並比較

主事者不同的下場。此三案例除對拉丁美洲造成莫大影響外，對台灣推動「轉型正義」亦具相當參考價值。期盼後續研究者能就拉美轉型經驗對「轉型正義」課題提出更客觀、更深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