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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學習於華語學習者使用需求之研究

為了解決vocabulary中文翻译的問題，作者吳明樺 這樣論述：

科技改變了人們的學習方式，尤其今日行動裝置使用普遍，不但提供多元的學習途徑，並讓學習可以突破時空，形成了行動學習(mobile learning)。為瞭解華語學習者使用行動學習之需求與動機，本研究以Keller的ARCS動機理論為基礎，進行量化研究，了解學習者的認知與經驗，期能提供華語文專業與相關產業具體的證據。研究方法囊括內容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先於Android系統的Google Play及iOS系統的App Store中，調查行動市場中所提供的華語學習應用程式；接著以問卷方式，分四個構面：包括注意力、相關性、信心度，和滿意度，探知應用程式是否會影響華語文學習者之學習動機。以「Chine

se Learning」為關鍵詞在兩大行動作業系統中搜得345個應用程式，依照功能主要分為九類：發音教學類、漢字學習類、詞彙/片語學習類、語法類、閱讀類、綜合學習類、遊戲類、工具類、社群類。從各功能所提供的程式數量得知，詞彙/片語學習類相關程式最多(42%)，其次為綜合學習類(23.8%)，第三則為工具類程式(15.1%)。至於學習者之問卷回覆一共71份，扣除無效問卷，實得有效問卷68份。從統計結果中顯示，學習者下載最多的程式類別為工具類(47.1%)，其次為綜合學習類(32.4%)，其餘皆未及6%，結果與市場能提供之類別數量相似，唯詞彙類別程式之使用未反應市場可供給之數量比例。華語學習者對於

以應用程式學習之動機與使用意願並不顯著；從國籍、第一語言、使用行動裝置的時間、學習華語的時間四個變數深入探討，其動機仍不顯著，得知學習者普遍認為行動學習無法取代實體課堂之互動。此外，從受試者列舉的需求中發現，學習者希望可以透過應用程式提升詞彙相關能力、增加練習機會、加強語法與寫作能力。然與市場之供給情況比較，得知目前仍缺少語法與寫作練習相關之應用程式。基於研究結果與發現，建議程式開發者應思考如何強化應用程式的功能，以提高學習者自主學習的動機；其次，開發語法、寫作與社群互動相關之學習程式或平台，以滿足學習者之需求；第三、注意應用程式的廣告與關鍵詞的選擇，使學習者能更方便地尋得需要的學習程式；第四

、學習者、開發者、教師應有更多的互動與了解，以創造更多合適的學習應用程式，提高華語文之學習效能。

符號與身分：「蒙古」符號與當代蒙古的歷史與論述

為了解決vocabulary中文翻译的問題，作者王冠雅 這樣論述：

本論文研究「蒙古」（mongol, mongɣul）這個習以為常且嫻熟慣用的人群詞彙其實是一個看似不變、但其內在邏輯實則恆變的範疇（category）與符號（參考Eckert 2016）。在蒙古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當代民族國家體系下，這兩個國家的蒙古人（Mongols）對於彼此所共享的「蒙古」符號抱持著不同社會價值和歷史觀點而構築的身分邊界，致使產生了（至少）兩種不同於彼此的「蒙古」價值與範疇。這兩種「蒙古」，其實都與中文語言社群（Chinese language community）相互涉入漫長且充滿張力的歷史、族群與政治經濟的權力關係。基於在蒙古烏蘭巴托六個月的田野，本論文以語言、符號和

政治經濟共織的觀點指出，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文語言社群是影響當代蒙古國蒙古人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蒙古人（尤聚焦在內蒙古人社群）對「蒙古」符號和其人群範疇產生概念分歧（disjunction）的結構性主因，使得這「兩種蒙古」在偶然的互動過程中引發內在與外在的符號價值衝突。在這份研究中，我一方面從歷史的面向追索「蒙古」作為一種人群範疇的代表性符號，其符號如何因政治環境的演變而改變其符號的內在邏輯；另一方面，我將當代「蒙古人」與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文／漢語言說者」（Mongolian: Hytad）剖析成三個語言社群做研究分析：喀爾喀蒙古語言社群、內蒙古語言社群、中文語言社群。 在蒙古國語言地景

裡，中文語言社群的特別之處在於，當他們言說中文時，他們的「言語和聲音」突顯了他們所持有的族群語言身分（ethnolingual identity），而其族群語言身分在蒙古國的地緣政治脈絡下，亦相對容易地落入另一個可能隱含的國族身分識別，並在互動時產生衝突。此衝突的本質（nature of conflict）隱含著蒙古國與「中文語言政治群體」（包括中國國民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二十世紀初期為政治主權隸屬或獨立的權力爭奪，以及在二十一世紀以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試圖以政治經濟的資本力量，在特定意識形態與議題上控制蒙古政府的言論自由（以達賴喇嘛出訪蒙古國為案例）。這讓具有政治經濟優勢的國家能動員其國

家資本、在資本主義市場和現代國族主義的框架上製造出不同國家統治集團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本研究中稱之為「新邏輯統治」（neo-logocracy）（參考Metz 2016; Silverstein 2010）。在新邏輯統治概念背後所確切指涉的，是蒙古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統治集團的不對等關係，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喀爾喀蒙古語和中文兩個族群語言和語言群體的語言符號關係。因此這三個當代語言社群，是用以捕捉「蒙古人」與「中文言說者」做為行動者，在族群身分、族群語言身分與族群/國族身分（ethnonational identity）相互疊加後、在參與社會的行動中產生互動，但在互動中的偶發性衝突，可透

過分析發現致使衝突的內核產生了社會價值秩序與失序的邏輯關係。我同時也用三個概念化的模型（modalities）呈現三個語言群體分別在（1）國家內部、（2）兩個國家關係、和（3）兩種「蒙古」符號概念之間相互鏈結與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