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審稿費用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挖掘到下列精選懶人包

梁良影評50年精選集（下）：外語片

為了解決翻譯審稿費用的問題，作者梁良 這樣論述：

　　談及影評人生涯的開端，梁良回到了1972年2月，當他的第一篇電影文章在香港的《中國學生週報》電影版上刊登。由此起算，至今半個世紀，他持續看電影、寫電影，觀影紀錄早已超過一萬部，陸續出版的電影相關著作達二十多本，而曾經發表的長短影評更累積有兩、三千篇。在影評人生涯屆滿五十年的2022年，梁良整理、精選歷年的影評原稿，首度出版純粹「就片論片」的影評集《梁良影評50年精選》上下二冊。   　　下冊收錄的是「外語片」影評，以影片類型為依據，分為「名導的足跡：二十位名導演作品短評」、「從愛情到親情：男男女女的所有情事」、「我們是這樣長大的：校園與成長電影」、「載歌載舞：音樂電影與歌舞片」、「令人

腦洞大開：懸疑、謀殺、推理片」、「歷史是這樣寫成的：戰爭片與政治電影」、「真假人生：紀錄片與動畫片」、「奇思妙想：奇怪題材與另類敘述」、「市場是他們的：賣座大片巡禮」九輯，挑出多元化、多角度的代表性作品，繪製梁良半世紀以來探索的「好電影世界地圖」，供影癡朋友們按圖索驥。   本書特色   　　★突破電影製作地域、時代，以精選影評帶領讀者遊歷世界！ 　　★資深影評人持續50年的影評寫作，從文字中窺見影評人觀點和評論風格的演進！   各界推薦人   　　王曉祥（金馬獎前主席、《影響》雜誌創辦人） 　　史蒂夫（《史蒂夫愛電影》粉絲團作者） 　　吳思遠（華語影壇知名監製、導演） 　　李祐寧（臺灣知名導

演） 　　黃國兆（香港知名影評人） 　　蔡國榮（臺灣知名影評人） 　　彌勒熊（臺灣知名影評人） 　　（依姓氏筆畫排列） 　　──齊聲讚譽

再見，烏斯曼：Made in Italy 背後的剝削和種族隔離

為了解決翻譯審稿費用的問題，作者白曉紅 這樣論述：

　　二〇一三年，塞內加爾橄欖採收工烏斯曼．迪亞羅在西西里島的農園中因瓦斯鋼瓶爆炸喪命，時年不過二十六歲。身為非洲移工的他，幾乎無人弔唁，彷彿刻意被遺忘。然而，烏斯曼的人生際遇和悲劇之死並非罕事。 　　今日，義大利各地農園皆有非洲移工的身影，幫助義大利成為歐洲數一數二大的蔬果出口國。殖民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重創移工的母國，迫使他們不得不到海外尋求更好的機會，但僥倖航渡地中海並抵達歐洲的人，卻發現自己在當地遭司法打壓、被社會邊緣化、與當地社群隔絕，並遭到無情剝削。數十年來，義大利各政黨政府皆採反對移民的政策，讓一名又一名移工深陷「非人」的生活及工作環境，雖是「義大利製造」背後的隱形推手，社會卻對這

些受苦受難者視而不見，絕口不談他們的處境，保持一貫緘默，彷彿是不配為人的他者。 　　《再見，烏斯曼》講述的是義大利移工的故事，既是要致敬跨越國境、設法改變自身和家人命運的移工，也希望揭露歐洲將非洲移民置於最底端，無情的剝削、壓榨移工，構築出繁華且罪惡的巴比倫城。 　　「在歐洲的敘事觀點中，歐洲白人一向是掌握話語權的人，負責手持紙筆觀察與記錄。他們所觀察的對象將獲得機會發聲，但發出的是遭過濾的聲音，表達的是遭淡化的不滿，所經歷的一切都會被審查把關，最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長期以來，移民都是被他人談論、書寫，彷彿他們幾乎沒有能動性，也彷彿他們無力塑造自己的命運。在最佳情境之下，在遷徙旅程中活下

來並克服一國又一國邊界的移民，會在難民受到歡迎（"refugees welcome"）的敘述中，得到「獲救者」的名號。不管這些人遭歸類為難民或移民，他們的故事仍是白人的故事。」——白曉紅 本書特色 　　•我們還得受苦多久？——直面「義大利製造」的幕後真相 　　•以非洲移工的生命故事，探究歐洲如何創造出一個個「必要棄兒」，同時揭露歐洲大多財富其實是來自極其醜陋且嚴重的剝削壓榨。 各界好評 　　「白曉紅簡直無所畏懼。她除了揭露歐洲土地上的移工如何遭到剝削，處境如何絕望，也提醒我們，只要人們願意共同挺身為權利而戰，希望就仍然存在。這本書讓我潸然淚下，真是一本充滿勇氣的作品。」－－班傑明．傑凡

尼亞（Benjamin Zephaniah），英國作家、詩人 　　「觀察敏銳，見解深刻，澈底揭穿我們食物產業鏈中根深蒂固的剝削和種族歧視。這本書從移工的視角出發，凸顯義大利對於移民遭遇危險及不人道待遇一事置若罔聞，形同共犯。書中的大小教訓適用每個歐盟國家。想為移民爭取權利者不可不讀。」－－敏妮．拉曼（Minnie Rahman），英國移民福利聯合會（Joint Council for the Welfare of Immigrants）公共事務暨活動企劃經理 　　「來自世上數一數二優秀記者的重要報導故事。白曉紅揭開了歐洲『移民危機』背後的隱藏真相：西西里島和卡拉布里亞的非洲移工遭無情剝削，

深陷系統性種族歧視。」－－馬修．卡爾（Matthew Carr），Fortress Europe: Inside the War Against Immigration一書作者 　　「《再見，烏斯曼》揭露了種族暴力以及廉價勞動力所需付出的人類成本。非洲移工幫忙採摘我們的橄欖、番茄和柑橘，這本書迫使我們直面他們的掙扎、堅韌精神和日常成就。相當啟發人心－－學習、反抗、採取行動！」－－布利琪．安德森（Bridget Anderson），英國布里斯托大學遷徙暨流動研究中心主任、Us and Them?: The Dangerous Politics of Immigration Controls一書

作者   作者簡介 白曉紅（Hsiao-Hung Pai） 　　旅英記者，其著作《Chinese Whispers: The True Story Behind Britain's Hidden Army of Labour》 曾入圍英國歐威爾書獎（Orwell Prize），並改撰為中文版的《隱形生產線》；另著有《散沙：中國農民工的故事》於二〇一三年獲頒英國「前衛圖書獎」（Bread & Roses Award），《隱形性產業：英國移民性工作者》、《憤怒的白人：直擊英國極右派！》和《邊境人生：在歐洲顛沛流離的難民與移民》。 譯者簡介 吳侑達 　　國立臺灣大學翻譯碩士學位學程筆譯

組畢。翻譯出得去，稿費進得來，生活過得下去。 　　信箱：[email protected]   緒論 前言 緘默法則 一、橄欖產區 二、打造巴比倫 三、火災和模範工人 四、進出收容營 五、年輕勞動力和「融入社會」 六、卡拉布里亞的採收季 七、貝琪和「融入社會」之村莊 八、「只要敢夢，就辦得到」 九、驅逐 十、五星運動黨和小鎮之惡 十一、薩爾維尼和種族主義凶手 十二、「部長，告訴我，你會想住在這種地方嗎？」 十三、橄欖季再臨 十四、眼不見為淨 十五、滿月 十六、在卡拉布里亞的帳篷城度冬 十七、採收季結束 十八、「融入社會」與種族隔離 十九、周而復始的拆遷與重建貧民窟

二十、「我們還得受苦多久？」 後記 參考書目 致謝   緒論 　　在我動筆的此刻，時間是二〇二〇年三月底，一個前所未見的傳染病正在多國傳播肆虐，而且尚無疫苗或有效療法可以因應。儘管義大利的死亡率居歐洲之冠，甚至超越中國，但其他國家也緊追在後。幾週以來，我們這些工作屬內勤性質的歐洲人得以收拾辦公室返家工作，但緊急服務機構和其他重要產業的從業人員可沒辦法在自家客廳上工。舉凡醫生、護士、救護車司機、醫務輔助人員、藥師、照護人員和老師，還有餐飲業者、清潔工、倉儲從業人員、環保衛生人員、乳品從業人員、屠宰加工從業人員、漁工、鳥蛤採摘人員、蔬果採摘人員，以及一般食品配給人員，都無法透過保持社交距

離和自我隔離來打這場「抗疫之戰」（這是英國首相強森最愛用的敘述方式）。 　　也許，只是也許，當我們擺脫這場全球疫情大流行後，會更意識到白曉紅筆下針對苦痛的「緘默法則」是怎麼一回事，而更關注生活在歐洲廢棄農舍和棚屋兼帳篷的人類同胞。據估有四十萬五千名在義大利田野間工作的難民，受困於設計來抹除他們存在的準法律系統，只希望圖個「眼不見為淨」。他們的處境相當惡劣，根據列斯伏斯島目前的狀況來看，身在西西里島等地的非洲人，以及多位協助照護的醫師，可能很快就會遭到極右團體汙名化為新冠肺炎的帶原者。 　　在農產品生產分銷領域，全球化早已打開了全世界的食品市場，但作為義大利食品供應鏈關鍵人物的蔬果摘採工人卻

彷彿隱形了一般，原因是義大利政府不斷「將他們推至地下，稀釋其存在感」。這些工人在義大利摘採蘆筍、柑橘、葡萄、橄欖和番茄（後兩者分別稱為「黑金」和「紅金」）。在「義大利製造」的語境中，製造產品的其實不再是義大利人（他們本身也曾是移民），主要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的後殖民主體－－往往是為了逃離利比亞的折磨、強迫勞動和拘留，冒著極大風險橫跨地中海。這些非洲人並不是大眾眼中的入侵者或行乞者，而是很多我們這些「定居此地」的歐洲人難以想像的勇敢男女，而且擅於應變且聰明無比。他們因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加諸予母國的經濟穩定與結構調整計畫、氣候變遷，以及新自由主義所導致的公共支出與服務削減，不得不離開家

鄉，離開塞內加爾、奈及利亞、甘比亞，或是馬利。這些人為了家人福祉，被迫犧牲自己，在其他地方尋求生計。 　　不過這些犧牲換來了什麼回報呢？歐洲非但不重視這些人對社會的貢獻，反而通過各種法律和政策，設法剝奪他們身而為人的權利。他們除了行動受限，只能待在與外界隔離的農業空間，集體成了田野中的無家可歸者，也往往無法進入其他行業，因為如此一來就會與義大利社會接觸。「他們是農地裡的工人，店鋪裡的消費者，僅此而已。」白曉紅如此寫道，強而有力地紀錄下義大利農工的生活，令人為之屏息。她或許刻意抑制憤怒情緒，但她寫到「沒有當地人會直視穆罕默德的雙眼，彷彿他是一具沒有靈魂的空殼」時，那股怒意隱約可見。 　　這個

體系所採行的第一步，是將移民關入庇護中心並鎖入居留許可系統。後者是專門設計來實施經濟剝削和種族排除的系統，可說是某種「精心設計的體制暴力」。在這裡，住屋問題（或更確切地說，缺乏住屋的問題）是維繫這種極度剝削條件的關鍵工具：在移民法營造的矛盾世界中，移民若要得到工作契約，必須要有居留證，但要得到居留證，他們首先需要一個居住地址。無論是國際法，還是義大利本身的憲法，對義大利似乎都毫無管轄權。一九四八年的《聯合國人權宣言》和一九六六年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CESCR）都承認，為自己和家人尋求適足居住屬人權範疇。二〇〇一年修訂的義大利憲法也認可，住屋是人類尊嚴的核心構成要件，國家應最低限度

地提供住房。 　　在新冠肺炎的脈絡下來看，儘管時常有人會說這場抗疫之戰是「人人生死與共」，但某些族群缺乏住屋的問題，或許預示著接下來情況會更加惡劣。在過去，瘟疫和傳染病降臨後，大饑荒往往隨之而來。雖然我們今天並不預期會發生規模龐大的災難，但新冠肺炎其實已導致食物稀缺的問題。在我動筆寫作的倫敦，此刻已有好幾間緊急食品援助慈善機構因為無法補足糧食存量，就算越來越多的人前來尋求協助，仍不得不暫停營運。富人或許會受到病毒侵襲，可是他們的住處遠離遭邊緣化的族群，完全不曉得住在帳篷和棚屋是什麼感覺，也不知道每天要對抗饑餓、失溫和流離失所並存活下去是什麼意思。如同義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喬治．阿甘本（Gior

gio Agamben）所言，早在納粹大屠殺之前，就有人被迫住在難民營，過著性命宛如螻蟻、容易早死且面臨國家體制殺人的命運。 　　嫻熟歐盟政策的白曉紅當然很清楚義大利如何對待農業移工，也瞭解法律如何在現場剝削這些人－－無論是歐洲或全世界皆然。西班牙太陽海岸（Costa del Sol）的塑膠溫室供應番茄、小黃瓜和辣椒等作物給多家超市，每年產值二十億歐元，但扛起這些勞務的卻是摩洛哥、西非和東歐的移工。在美國加州，來自墨西哥瓦哈卡山村的米斯特克（Mixteco）移工不僅確保美國消費者一年四季都吃得到草莓，也為Driscoll’s和沃爾瑪（Walmart）等大型產銷商獲得驚人利潤。以色列在一九八七

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後，也限制巴勒斯坦移工的數量，轉而尋求泰國西部省分的工人來種植各式蔬果、種子、植物和農田作物。沒多久，當地就有令人不安的「夜間猝死症候群」報導出現，極可能是因為這些工人長期未休息，最終導致熱衰竭和中暑。視角轉到澳洲的昆士蘭，來自九個太平洋島國和東帝汶的柑橘採摘移工同樣受到極為惡劣的對待，甚至有人將其比喻為十九世紀的「騙人為奴」（blackbirding）。當時，貿易商人將六萬兩千多名南島民族運送到澳洲大陸充當「糖奴」。 　　但是義大利的情況之所以與眾不同，在於這種基於種族的極度剝削措施，反映了義大利的殖民與法西斯過往，還有對這段歷史的否認與抗拒。 　　十九世紀中葉，現

今稱為「義大利」的半島上有許多城邦、共和國和其他獨立實體，其中有些隸屬於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義大利王國直到一八六一年才正式成立。綜觀眾多掠奪非洲資源的歐洲殖民者和帝國主義者，當時的義大利處於落後態勢，急於迎頭趕上，因此其國族認同從一開始就與獲得殖民地有緊密關係。義大利建國三傑之一的加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便表示他「贊成義大利將自身卸除的奴役鎖鏈加諸予非洲人」。如此一來，義大利將殖民非洲部分地區視作與歷史的交會，旨在重現羅馬帝國的光榮。義國的法西斯領袖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後來更將殖民領地稱為「義屬東非」。十九世紀末，義大利吞併厄利垂亞和索馬利亞，並

與利比亞展開漫長且血腥的戰爭，最終在一九一二年征服對方（利比亞被視作義大利的「第四海岸」）。義大利視一八九六年在阿杜瓦戰役（Battle of Adwa）敗給衣索比亞為奇恥大辱，所以法西斯時期再次侵占衣索比亞，確立自身強勢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落幕後，許多義大利戰犯僥倖逃過法律制裁，原因在於英國在聯合國戰罪調查委員會玩了兩面手法，確保墨索里尼軍隊在衣索比亞犯下的罪行獲判為現代戰爭的可接受作為。 　　義大利過去犯下的殖民罪、所帶來的恐怖統治及大規模屠殺，包括在利比亞一連串的集中營監禁並殺害者（藉由餓死和疾病），至少有八萬人，並且以毒氣轟炸利國城市，導致無數死傷。另外，義大利在一九三六年入侵衣索比

亞時，也動用兩百二十公斤的芥子毒氣攻擊該國的村莊和紅十字會營地。衣索比亞帝國的流亡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出席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時，敘述義國如何將芥子毒氣安裝在飛機上，以便讓毒氣擴散至廣大地區，形成「永無止境的死亡之雨」。在衣索比亞的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義屬東非總督格拉齊亞尼（Rodolfo Graziani）因為遭刺未遂，憤而派出配備槍械、炸彈和火焰噴射器的黑衫軍大肆屠殺，三天下來至少死了一萬九千人，但也有人估計死了三萬名男女老少。 　　儘管墨索里尼在非洲犯下人盡皆知的罪刑，最後卻沒有真正受到制裁。諷刺的是，二

〇〇八年，時任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跟利比亞領導人格達費（Gaddafi）簽訂合作條約，付給對方五十億美元作為過去軍事占領的補償金，而利比亞必須設法打擊國內的非法移民，並且促進投資義大利企業。如此一來，義大利成了利比亞在酷刑虐待等人權迫害上的共犯，也助長歐盟在地中海地區所實施的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 　　《再見，烏斯曼》詳實生動地講述了抵達義大利的非洲人面臨何等命運－－他們如何生活、如何工作，以及最重要的是，如何抵抗。正如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在一九三〇年代末與貧困的採摘工人一起往西穿越塵爆區後，將自己發給《舊金山

新聞》（San Francisco News）的快電轉化為引人入勝的大作《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白曉紅也汲取自己在第一線與非洲移工相處的生活經驗，勾勒出她筆下這些義大利「必要棄兒」令人痛苦的生活全貌。 　　白曉紅是個有原則的記者、熱情敬業的人類學家、想像力媲美米爾斯（C. Wright Mills）的叛逆社會學家，更是令人信服的真相講述者。她與移民一起生活，關注他們日常生活和各種苦難的細節。她是出色的編織工，以故事為經，以政治分析為緯。《再見，烏斯曼》揭開了歐洲社會作為基礎的層層謊言，迫使我們面對歐洲文明的本質，這個文明將因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而流離失所的非洲

人困於一個個從屬空間，讓他們越來越容易面臨早死命運。 　　她的結論令人無所遁形：我們必須瓦解並推翻由結構性種族主義所決定的一切社會關係。   倫敦種族關係智庫機構（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主任 莉茲．費克特（Liz Fekete） 於倫敦 一、橄欖產區在烏斯曼過世時，移工已在這片地區的田野上辛勤耕耘長達十五年以上。無論這些人有沒有移民資格，都有一個共同目標：活下來，並想辦法扶持故鄉的家人。坎波貝洛的當地人早已習慣非洲面孔的男子和少年在鎮上走來晃去，但雙方鮮少有對話機會。多數當地人會跟這些「黑人」保持距離，即便是不得不互動的時候，譬如在店裡充值行動電話卡，或是

在超市採購食物，也總是能免則免。他們將這些非洲移工拒斥在市鎮邊沿的營地，眼不見為淨，創造出一個經濟、社會、文化及情感上的飛地。市鎮本身和非洲移工居住的「貧民區」的權力關係顯而易見。正如華康德所言：「一直以來，都是我們（鎮民）為他們（外來者、黑人）訂定規則和制定計畫。」這個權力關係意味著荒涼廢棄的移工營地與市鎮之間涇渭分明，一如華康德首次看到芝加哥貧民區時的反應：「我記得自己心想：這裡就像是貝魯特（Beirut），或是二戰後的德勒斯登（Dresden）。』坎波貝洛的當地居民不清楚移工營地的日常，也不曉得這些非洲移工在工作中會遇到什麼事，即便是烏斯曼過世的那天，鎮民也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隨著資訊越

來越多，大家才發現烏斯曼並不算是所謂的非法偷渡客。他除了已獲得身分文件，雇主還特地給他這間廢棄農舍居住。儘管農舍看來破敗，但在室內擁有一席之地，跟露宿田野就是等級不同。在其他移工口中，那是「老闆的房子」。烏斯曼在這座橄欖園失去性命，因此也是該園主人的責任，是老闆的責任。即使在烏斯曼死後，坎波貝洛的鎮民也沒有為他做任何事，反倒是西西里島其他地方的塞內加爾人專程來到坎波貝洛展現團結之情，並針對造成烏斯曼不幸死亡的居住環境發起抗議。此外，巴勒莫反種族主義論壇（Palermo Anti-Racist Forum）的社運人士也安排將烏斯曼的遺體送回給在塞內加爾的家人；其他來自特拉帕尼省（Trapani）

的協會和非政府組織，同樣到坎波貝洛協助揭發導致烏斯曼死亡的背景脈絡。

現代性與情色烏托邦：韓邦慶《海上花列傳》研究

為了解決翻譯審稿費用的問題，作者呂文翠 這樣論述：

現代性與情色烏托邦：韓邦慶《海上花列傳》研究 呂文翠撰 論文摘要 出版於甲午之戰前夕的《海上花列傳》，一直因為處於新／舊邊界交接點的獨特歷史語境，使它在文學史／文化史上成為「雙重失落的一環」（既不完全隸屬「舊」小說、也算不上「新」小說）之命運。筆者試圖透過這部小說面世一百二十年以來在文化史上激盪出的現象，反省幾個世代以來曲折映現的都市、媒介、性別與文類體裁等等文化課題：一方面揭露因「議題性」或「政治正確策略」的必要，長期以來遭受忽視或被遮蔽的文化課題，另一方面企圖還原及勾勒出被湮沒的晚清「海派都市文學」的精神風貌，進一步凸顯它在晚清

文壇上表徵的「現代性先聲」之重要意義。 一、游移「邊緣」與趨進「中心」－－小說史與政治史的近代消長： 相較於甲午戰後，學界對於甲午戰前晚清小說的研究，一直興趣缺缺。因為不管從政治局勢的劇烈變動或文學風氣的大幅轉折來看，這場改變中國近代史發展的戰爭（1894-1895年），都是一個極具關鍵性的轉捩點。 巧的是，就在甲午之戰前夕，亦即1894年孟春，《海上花列傳》全本六十四回成書出版後不久，作者韓邦慶也結束他三十九歲的生命歷程。這一年，朝鮮與日本、清廷三方之間的齟齬日漸白熱化，幾個月後，中日之戰正式爆發，由李鴻章一手培育，號稱「東亞第一大

艦隊」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終結了李系人馬獨霸政壇的局面。就像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指出的： 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後始也（〈康有為嚮用始末〉，頁一） 。 這場改變歷史的戰役，凸顯出中國經過二十年「洋務運動」得以躋身「現代化」國家的大夢，竟顯得如此荒謬突梯。知識份子的痛切反省造成文學風氣的急速移轉，「小說」迅速躋身文學舞台的前沿。也因此，在小說中「辭氣浮露、筆無藏鋒」（魯迅1990a：349）地呈現對於政治議題的批判譴責，甚至暴露社會黑幕、挖掘名流軼聞，雖然不見得取得了高度的正當性，卻也附驥在「有用之學」的功利訴求中被無限

上綱。 擺脫了邊緣的「小道」地位，以及創作風氣的轉移，直接地影響了小說作品的閱讀市場。同樣是以申江妓女作題材，比《海上花列傳》稍晚出現的兩部小說－－《海上繁華夢》（1898）與《九尾龜》（1904）－－雖然在1920年代分別被胡適與魯迅視為「嫖妓指南」與「溢惡」期的狹邪小說代表作，文學價值不高，但它們在上海的報刊連載時 廣受讀者歡迎，集結成書後銷路更佳，一版再版，卻是不爭的事實。同樣也以上海妓女為主角的晚清四大譴責小說 之一《孽海花》（1907年出版），一向被視為深刻諷刺晚清政壇與社會百態的歷史小說或影射小說，亦贏得讀者的巨大迴響，不僅一舉將曾樸推為晚清長篇小說的巨擘，小說

中出身滬地的名妓賽金花更儼然化身「改變國家命運的女英雄」（王德威1993：128）。 從大眾媒體的角度來看，更可以看出甲午戰爭（1894）、戊戌政變（1898）、庚子事變（1900）等一連串影響直接威脅清廷國家主權的政治事件如何左右了近／現代小說文類的發展。中日戰爭清廷慘敗，國體危亡的憂患意識催化了民族主義的高漲情緒，戊戌變法（1898年）就具現了這股思潮背後的巨大驅力，變法雖然失敗，卻將康、梁等維新派志士推上政治舞臺，也一併將「新小說」推上文學舞臺，小說負擔的教化功能與啟迪民智色彩， 已使它進駐到「改良群治」口號的前臺。上面的分析就可以看出，梁啟超亮出的「小說界革命」招牌

非但和戊戌政變的政治改革旗號相輔相成，也使上述那些與「大眾媒體」（報章或期刊）結合的小說更加炙手可熱。1898年嚴復將赫胥黎《天演論》譯出，進一步激起文化思想層面的反省改革思潮。翻譯自法國作家小仲馬的《茶花女遺事》， 不僅與「政治小說」同列，更擄獲了晚清開明知識份子的目光，風行一時。 相較之下，刊載《海上花列傳》的文學期刊《海上奇書》－－也是韓邦慶個人創辦發行、專載小說的雜誌－－雖然整整比梁啟超《新小說》（1902）雜誌早了十年，卻是寂寞的先行者，僅僅博得一個「近代專載小說的文學雜誌之先河」 的美名，《海上奇書》相關的研究不僅付之闕如，連資料的錯謬也以訛傳訛。

《海上奇書》雜誌中「最奇之一種」 的《海上花列傳》，同樣是風月情事，卻沒有七年（1899年）後出現的翻譯小說《茶花女遺事》「斷盡支那蕩子腸」 以及引領民初鴛鴦蝴蝶派小說學步的群眾魅力。相較於與學界為數甚夥且不斷翻陳出新的「新小說」時期文學雜誌之研究成績，兩者在學界所受的待遇如同冰炭之別。 因此，雖說「晚清」被認為是小說地位「從邊緣走向中心」的時代轉折點，但精確地說，文學觀念的轉捩點卻應以1894-1895年為定位、界分的時間座標。 那麼，明顯地，中日一役後大聲疾呼的改革聲浪一波比一波更洶湧地排山倒海而來，不僅成就了「感時憂國」為主流的文學口味，也

一併抹銷忽視甲午「戰前」文人／知識分子面對國是與政局的從容持平的態度，連帶地，甲午戰前的小說作品，一貫被認為是隸屬於舊文學典範之下，更因為不夠「嚴肅」，而備受學界之冷遇。 這個現象說明了甲午戰爭後創作/閱讀小說心態的巨大轉變，「新小說」家提倡的小說教化論背後遵循的啟蒙進化觀，也同時讓戰前出版的《海上花列傳》，陷入無法定位的尷尬處境。 上面的分析，都說明了《海上花列傳》處於新／舊邊界交接點的獨特地位，正因為如此，它在文學史／文化史上成為「雙重失落的一環」（既不完全隸屬「舊」小說、也算不上「新」小說）之命運，但這個現象，卻也反過來凸顯「新小說」以降的小說批評

充滿了「詮釋潔癖」」與「正典化」認定的迷思與盲域。 二、文學史／文化史上的《海上花列傳》： 在「新小說」時期，《海上花列傳》一度受到矚目，且激起不小的漣漪，如別士曾在〈小說原理〉一文中提到五種寫作小說的法則就以《海上花》為例： 蓋作小說有五難。一，寫小人易，寫君子難。人之用意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為推，人多中才，仰而測之以度君子，未必即得君子之品行，俯而察之以燭小人，未有不見小人之肺腑也。試觀三國志演義，竭力寫一關羽，乃適成一驕矜滅烈之人。又欲竭力寫一諸葛亮，乃適成一刻薄輕狡之人。儒林外史竭力寫一虞博士，乃適成一迂闊枯寂之人。而各書之寫小

人，無不栩栩欲活，此君子難寫，小人易寫之徵也。是以作金瓶梅、紅樓夢與海上花之前三十回者，皆立意不寫君子（《繡像小說》第三號，1903年）。 彼時方當梁啟超以「新小說」雜誌為中心，鼓動起「小說界革命」的風潮，學者開始有意識地整理評論前人小說。在夏眼中，《海上花列傳》的寫作技巧與《三國演義》、《金瓶梅》、《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小說名著不分軒輊；這篇文章也可以說是《海上花列傳》刊行整整十年後，首次受到文化界較嚴肅的評論。文章接著寫道： 二，寫小事易，寫大事難。小事如吃酒旅行姦盜之類，大事如廢立打仗之類，大抵吾人於小事之經歷多而於大事之經歷少。金瓶梅、紅樓夢

均不寫大事（出處同上）。 這段話中的「吃酒」一詞已點出專述妓家的《海上花列傳》亦與《金瓶梅》、《紅樓夢》同屬「寫小事」的章回小說之列。 五，敘實事易，敘議論難。以大段議論羼入敘述之中最為討厭。讀正史紀傳者，無不知之矣。若以此習加之小說，尤為不宜。有時不得不作，則必設法將議論之痕跡剪去始可。如水滸吳用說三阮撞籌，海上花黃二姐說羅子富，均有大段議論者。然三阮傳中必時時插入吃酒烹魚撐船等事，黃二姐傳中，必時時插入點煙燈、吃水煙、叫管家等事，其法是將實景點入，則議論均成畫意矣。不然，刺刺不休，竟成一經世文編，面目豈不令人噴飯（出處同上）？ 這

裡舉出《海上花列傳》第七回中黃二姐勸說羅子富的一段文字來作為議論痕跡成功融入小說中的例證，點出《水滸傳》和《海上花列傳》的作者深知「紀傳」體小說的寫作法門，間接地推崇兩位小說家的高度成就。 夏曾佑的長文很快地有了迴響，同年（1903年）《新小說》第七號中，梁啟超署名「飲冰」刊出一篇集眾位學者縱論小說心得的〈小說叢話〉，蛻庵也提到： 小說之妙，在取尋常社會上習聞習見，人人能解之事理，淋漓摹寫之，而挑逗默化之故。必讀者入其境界愈深，然後其受感刺也愈劇。未到上海者，而與之讀海上花，未到北京者而與之讀品花寶鑑。 以《品花寶鑑》的「京味」與《海

上花列傳》濃濃的「海派」色彩為例，側面說明了《海上花列傳》出現後的十年間，它為上海城「寫照傳神」的功力已受到肯定。 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小說界革命」時期，這部小說的市井性格以及承繼晚明「世情」說部的深厚淵源，學界漸成有共識，《海上花列傳》描摹人情世態的成就也堪與眾多說部經典相提並論。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看出這些評論者的主要目的卻是「提倡」小說創作／閱讀風氣：他們都在向讀者宣稱，閱讀這些經典小說足以達到默化感刺讀者大眾的效用。換言之，這些論述大抵不脫傳統「文以載道」的思維，所不同的是，「小說」從原先所處的邊陲地位，驀然被劃入重要範疇，且迅速位居核心。

光緒末、宣統初年（1910年代），上海出現了大批暴露醜聞秘辛的「黑幕小說」，影響所及，也有人開始記起《海上花列傳》是最早揭露上海名流事蹟 的近代小說，並將它與曾樸《孽海花》的影射手法相提並論， 皆為將「真事隱去」，保留豐富掌故、軼聞（醜聞）的「歷史小說」。 到了1920年代，正當五四運動激起的「新文化運動」達到高潮，也促成了一波「重訪經典」的小說批評熱，關於《海上花列傳》最具代表性且影響深遠的幾則評論，幾乎盡數在此時出現。首先，魯迅於1920年代中葉完成的《中國小說史略》中〈清之狹邪小說〉一文，正式將該書定位為繼承晚清「狹邪小說」一脈、並畫下圓滿句點的代表作。此文一出，《

海上花列傳》從此與《品花寶鑑》、《花月痕》、《青樓夢》等作品成為同譜同宗，相關的批評更幾乎一無例外以此說為基準， 堪稱為該小說的「接受史」上影響力最為深遠的評價之一。 只是，我們若回到《海上花列傳》出版時的文化語境來觀察，就會輕易地發現，《海上花列傳》雖然以妓女為題材、主旨言情，卻從未被視為和《品花寶鑑》以降的三部言情狹邪小說一貫宗脈； 第一代「洋場才子」王韜（1828-1897）倒是曾舉出（比韓邦慶年齡稍長）鄒弢（1850-1931）所著妓女小說《海上塵天影》，讚譽它繼承了《品花寶鑑》、《花月痕》等書的優點。 這說明了「當時」的讀者與「後來」的文學批評家從大不相同的視野為

出發點進行詮釋，此中雖無是非之分，但「後見之明」卻往往遮蓋或甚至取代了這些「同時代的讀者回應」。 魯迅的說法即是最鮮明的例證。如他肯定作者「記載如實，絕少誇張」（1990a：327）的寫實功力，一向批語嚴峻的他，給了《海上花列傳》「平淡而近自然」（同上：330）評價，此語堪稱為《海上花列傳》的文學史地位「定調」「定位」之言。仔細看來，魯迅的評論與「新小說」時期最大的相異之處，乃是他直接將該小說置於暗含貶意、且不乏幾分頹廢意味的「狹邪小說」一脈，並從創作心態著眼，將此文類上推唐人「冶遊」筆記書的淵源。換言之，小說的「載道」需求在魯迅看來其實大可不必，既然它來自於冶遊書的傳統，

能夠讓「《紅樓夢》在狹邪小說之澤，至此而斬」（同上：326），已屬難得之成就。 同時期的文壇祭酒，也是鼓吹白話文運動的胡適與劉復，卻與魯迅採取的態度相當不同。他們不僅合力將這部小說推入經典文學的殿堂，更毫不保留地讚譽它的藝術成就，稱之為「吳語文學的第一部傑作」。但這樣的推薦讚揚，雖然一時四方響應：如孫玉聲、雷王晉 等與韓邦慶相識，也同樣兼具傳統文人與早期報人身份的作家，都宣稱早已識得《海上花列傳》的「絕好筆墨」。 雖然當時出現疑似續書的作品，但實際上並沒有造成後來的新文藝仿效跟進的熱潮， 這使得《海上花列傳》似乎諷刺地成為「空前絕後」的吳語文學巨著，倒是由《海上繁華夢》、《

九尾龜》等小說所代表的「黑幕小說」一脈，以及沿襲《茶花女》言情感傷遺緒的「鴛鴦蝴蝶派」小說在清末民初的文壇上大行其道。 換言之，版行面世時沒搭上「小說界革命」的熱潮，因此銷路平平，第二次備受矚目卻難免曲高和寡，後繼無人。難怪四○年代上海「孤島文學」的代表者張愛玲，稱這部小說「兩次悄悄地自生自滅之後，有點什麼東西死了」（1983：608）。這樣看來，張愛玲1983年在台灣出版國語註譯本《海上花》，不啻為讓這部小說起死回生的壯舉，經過張氏刪改翻譯，以及她自承「甘冒介入之譏」（2002：259）的批注文字添加後，方言的障礙去除，註譯者的導讀也解決了讀者的時代隔閡，小說儼然有成為「

普及本」之勢。但耐人尋味的是，在國語註譯本〈譯後記〉這篇長跋末尾，張氏卻以一句「看官們三棄『海上花』」作結，彷彿她已預見小說原著在遭註譯本「部分」改頭換面之後，畢竟不能免於淹沒不彰，第三次出現又再次隱沒的命運。 1998年侯孝賢的電影《海上花》造成各界的討論熱潮，似乎破除了張愛玲的咒語，以台灣影壇為核心，動員更有組織、更具滲透力的傳媒霸權，讓小說在二十世紀末風華重現。但誠如張小虹所指出的，學界與電影研究論文甚夥，唯多數偏向以作者論（導演）為中心的（電影）文本分析（2002：255）； 整部影片所有角色雖然均以上海話發音，但從結構上看來，電影《海上花》毋寧與張愛玲的國語註譯本

更為神似。 如此看來，套句張愛玲的話，侯孝賢的電影文本會不會是繼國語本之後，讓百年前的《海上花列傳》小說原著身影一閃，更徹底地與現代讀者錯身而過，漸行漸遠？ 上面關於《海上花列傳》的接受史回顧，並不在討論後來的詮釋者（尤其是張愛玲與侯孝賢）是否返祖溯源，回歸文學血統的純粹性？或者重彈它是一部「寂寞的名著」的老調，檢驗它身上的現代成分究竟多少，以突出《海上花列傳》作為現代小說遙遠的先行者之地位。而在於，藉由這部小說面世一百二十年以來在文化史上激盪出的現象，反省幾個世代以來曲折映現的都市、媒介、性別與文類體裁等等文化課題：一方面揭露因「議題性」或「政治正確策略」的必要，長期以來

遭受忽視或被遮蔽的文化課題，另一方面企圖還原及勾勒出被湮沒的晚清「海派都市文學」的精神風貌，進一步凸顯它在晚清文壇上表徵的「現代性先聲」之重要意義。 三、續接斷代－－小說家的生命史與晚清洋場文化剖面的重構 為了破解歷來關於《海上花列傳》文學批評背後隱藏的成見，以及將視焦從該書誕生的十九世紀末葉和「新小說」時期往上追溯，重新解析晚清小說現代「轉型」的課題，本論文的第一部分，首先就針對甲午戰前的三十年（1860-1890年代）－－同治、光緒時期－－上海洋場「文化圈」進行過歷史語境的重建，凸顯歷來文學史觀過於「泛政治化」 的成見，並據此進一步剖析：清末第一波現

代化思潮的衝擊，既造就上海成為現代化大城，也促使上海的報刊業、出版市場成熟成形，為身處新／舊交接時期的晚清小說家－－洋場才子－－提供文化轉型的契機。 如果近距離爬梳清1840-1890年代的上海史，就會發現，彼時國內外的政治局勢固然不見得風平浪靜：1884年發生了一場對京畿威脅不大的中法戰爭，東北的朝鮮問題亦暗濤洶湧，但整個社會卻還處於自1870年代推行「洋務運動」以來逐漸堆砌而成的「中興」「自強」氛圍。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的表相穩定，使得與報刊結合的通俗小說，遷就的是閱讀市場的口味：報刊上登載的小說接近娛樂消閒的通俗性格與商業導向。大抵而言，「小說」仍屬邊緣性格的「小道」

文學。 雖屬小道，但這個時期的小說創作／閱讀風氣仍與過去案頭書寫、鉛印版行的著書、版行方式有根本的不同。論文的第一章就從四個方向－－鴉片戰爭後上海朝現代大城發展的歷程、洋務運動及與西潮回應對話之社會風貌、李鴻章「海上洋幕」透露出晚清士大夫心態的驛變、報刊文化造就了第一批現代意義的報人和市民文學的崛起－－來呈顯新舊世代轉型的文化議題，也要進一步強調，1860-70年代起跑的洋務運動，以及商業港埠龐大的貿易吞吐量，不僅使上海成為「海東利藪」，更擁有構成大都會雛形的物質條件和文明環境。 從這個時間軸上來看，當我們聚焦1890年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多層面

進行剖析，就會清楚地發現：曾擔任報社撰述的韓邦慶透過《海上花列傳》企圖捕捉的是十九世紀末上海洋場這個競爭激烈且「轉變中」的社會之具體縮影，小說文本內／外的巧妙呼應，更歷歷可見小說家清晰敏銳的當代意識。 站立在重新鋪陳建構文化場域與歷史語境的基礎上，接下來論文的第二章，則正式展開小說家生平、家世淵源的尋繹追蹤。經過方志與史料的勾稽蒐證，我們發現，原來韓邦慶的堂伯父，也是清末著名的算學家與藏書家韓應陛，他曾親手校勘由上海「麥家圈」著名西儒偉烈亞力和算學家李善蘭合譯的《幾何原本》後九卷，並自費刊刻印行，鮮明呈現了海禁開放後積極與泰西之學接軌的江南士大夫心靈側影。從他身上，亦可窺見

日後同樣與上海文化圈關係密切的第二代「洋場才子」韓邦慶身上融匯交錯的中西文化印跡。 另外幾則珍貴資料為，韓邦慶的叔父韓承恩是曾與肆虐東南半壁的太平軍正面交鋒的浙江同知，勤政而清廉的他因為討伐民亂而受到彈劾，中年鬱鬱而終，也象徵威脅清廷中央最大的民亂－－縱橫十數年的太平天國之亂－－對於累積深厚人文資產的江南一地造成的巨大傷害，凸顯出鴉片戰爭後晚清政局內外交煎的局面。相對而言，韓邦慶的父親韓宗文踏上仕途之路時正逢「同治中興」時期（號稱清朝最後一個治世），政局的內憂外患有了暫時的喘息機會，幼年的韓邦慶舊跟隨擔任刑部主事的父親「宦遊京師」，見證了京城帝都從政治與外交上著手進行「自強

運動」的革新氣象。 上面關於韓氏家族中幾個在朝為官的代表人物之描繪，同時也讓韓邦慶作為一個官宦世家子弟的形象更加立體。成年後回到故鄉松江婁縣取得廩生資格、也正式定居上海的韓邦慶，儘管曾兩度參加春闈秋試，卻終其一生未能在舉人考試上金榜題名。也因為如此，家道中落後的韓邦慶開始在成立已有十數年，於滬地已建立口碑的《申報》館擔任撰述（1887-1890年），也為同時代那些出身江南，多數是落第秀才而寄食滬上、充任報社筆政的江南文人， 留下明晰而具體的縮影造像。 從發表在「新聞紙」上的文章來分析，我們也可以看出，屬於申報文人圈外圍筆政的韓邦慶，雖然與早期報人團體的核

心或邊緣分子一樣，不見得認同自己的報人「職業」，但文章中清楚流露的現代時空感知，仍然揭示出從固守書齋到面對讀者大眾，由傳統士人身分轉化為開始透過媒體砭鍼時事的現代知識分子之過渡特徵。從相關資料看來，雖然1890年秋韓邦慶卸下筆政身分，離開上海赴河南充任下層幕僚，但隔一年的秋天，他以參加北京科試為由辭去幕業，入京參加生平第二次的舉人考試，鎩羽而歸後，再度回到滬上的他，隔不到四個月，就推出個人的小說雜誌《海上奇書》（1892年）。 從生命史與當代的文化剖面入手，可以更細膩地探究韓邦慶發行文學期刊的心路歷程。巧的是，《海上奇書》刊行（1892年）時，正是《申報》創辦二十週年，從報

刊史的發展來看，「申報館」以及專載小說的文學期刊在海上文化圈的出現，都為滬地漸漸成熟成形的市民文化奠定新的里程碑。回到《海上奇書》雜誌本身來看，既展現了作者／編者在「文言」和「白話」小說創作上駕輕就熟的「才子筆墨」，再透過韓邦慶與同代文人的創作來進行比對，更幫助我們重審過去以來的文學史界義與批評成規：誕生於學界所認定新舊文學典範交接「前夕」 的這部「純小說」雜誌，已清楚地披露第二代「洋場才子」在個人獨特性與整體文化語境之間，或同中求異，或拮抗角力的創造活力。 這說明了甲午戰前的上海文藝界雖未曾標舉「求變」或「革新」的旗幟，但傳統「說部」的蛻變非但不能輕忽，此中紛陳歧出，不能

歸於一宗的文化現象，更有助於我們從嶄新的視角省視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線索。 因此，本論文的第二部分，除了針對《海上奇書》中連載的十數篇文言小說（雜誌中的標題為「太仙漫稿」）進行分析之外，最主要則是試圖呈現創作主體在文言和語體小說中皆致力挖掘的女性文化及情色文學的清楚脈絡。論文第三章延續第二章的觀照視野，將《海上花列傳》置於當時的出版環境與文藝圈中進行考察，凸顯它在具有濃厚市民文學色彩的眾多「海派風月書」中的特殊性。經過「共時性」與「歷時性」雙方面的爬梳，我們會輕易地發現，該書在上海文壇的誕生，一方面是象徵了晚明以來情色小說的系譜有了「海派」傳人，另一方面卻弔詭地說明了：風月

小說的言情傳統在此時歷經斷裂與重生。小說中固然仍有「一笠園」的花園仕女情節喬段，但卻因為小說家刻意諧擬並置的手法，徹底顛覆了「才子佳人」小說的敘述格套與美學規範。 換言之，韓邦慶既自覺地繼承明人的豔異美學與才子奇書傳統，《海上花列傳》的「花國／園子」明顯固然套用了才子佳人小說的結構，在文本中構築了一個出塵絕俗的情色烏托邦。但情節進程中的「花園」與「仕女」形象，卻同時具備了雙向逆反元素：一則以純粹化、理想化的方式構築疆界，內化既成文化價值；再則也以充滿拮抗角力的疆界內外的文體、人物形象及情節意涵的對照與折射，揭現回歸文化「原鄉」與情色烏托邦之不可能，進而移轉銷減了晚清文人情色

書寫之影響焦慮。 四、「情色烏托邦」、「上海學」與十九世紀末的「摩登上海」 有了這個從當代文壇的「共相」中尋索「殊相」的過程，我們方能貼近韓邦慶與前人小說美學及文學傳統對話的思維印跡，清楚勾勒創作主體一方面歧出情色小說的系譜，一方面衍異創造出嶄新的形式與內容之強烈企圖。 論文的第三部份，延續了前述兩大部分的解析與論證，正式展開《海上花列傳》作為「海派」第一部城市小說代表作的論述觀點。為了較全面地呈現以「上海人」為本位的都市文學創作視野，筆者將同時代稍晚出現，皆以「海上」為標題的《海上塵天影》（1894年）與《海上繁華夢》（1898年）

兩部小說，與《海上花列傳》進行細緻的比對分析，藉以凸顯韓邦慶作為海派都市文學之先鋒作家的重要地位。 當然，從都市文化的觀點針對上海文學進行詮釋的學術研究，近年來成果斐然，其中又以李歐梵《上海摩登》一書（中文版於2000年出版）最受矚目。李氏此書主要以1930-1945年作為觀察的時間座標，透過小說文本中物質層面與都會文化條件的呈現，重新解釋1930、40年代幾位著名的「現代派」作家與作品（施蟄存、劉吶鷗、穆時英、邵洵美、葉靈鳳與張愛玲）。此書援引參照的理論體系，是近年來最走紅的都市文化論述：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因此，李歐

梵刻意將班雅明筆下的十九世紀巴黎與二十世紀三、四○年代的上海相互參照，班雅明著作中的核心概念，如「遊手好閒者」、「花花公子」也陸續成為李氏描繪上海「新感覺派」作家的關鍵詞彙（見第一章〈重繪上海〉）。 姑且不論李毆梵將波特萊爾詩中的「現代城市」、「妓女」、「寓言」等等意象，拿來與「新感覺派」等現代小說家文本中相同的形像隱喻比附參照之做法，是否有枉顧歷史文化語境的相異而過度詮釋之嫌，但他的確揭示出一個值得深入探究的視野：基於西方現代性的「物質」層面遠比它的「精神」層面更容易被中國人接納的事實，因此，從「物質」層面著手，考察西方文明如何逐步地滲入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中，造成文化風氣

的轉移，並在有意識捕捉都市文化風貌的小說家筆下露面現形，誠然是重新探究中國現代都市文學不可輕忽的重要門徑。 如李毆梵所言，二十世紀三○年代的上海： 確實已是一個國際大都會－－世界第五大城市，她又是中國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個國際傳奇，號稱「東方巴黎」，一個與傳統中國其他地區截然不同的充滿現代魅力的世界（3）。 有趣的是，當我們從《海上花列傳》誕生的年代背景與稍晚的兩部「海上」小說文本中隱約透顯的都市風貌來觀察，就會發現上述的用語，幾乎可以完全用來描繪十九世紀末的上海城。換句話說，早在1890年代，上海就已經是一個現代化的國際大城了。

鴉片戰爭之後，1845年英國租界在上海縣城的城北設立，宣告了西方現代化的公共設施、法律制度與物質文明佔領了「國中之國」般的核心據點，隨後法國、美國租界區在1848、1849年相繼開闢，並漸次擴張，又與英國租界區連成一氣，形成為晚清中國最特殊的文化景觀。1853-55年的小刀會之亂沖開了原本「華洋分居」的局面，租界內充滿避難而來的華人，形成事實上的華洋雜居，不管在商業貿易、生活方式與建構市民意識等層面，都對上海近代社會的發展造成決定性的影響（熊月之、張敏3）。到了1890年代，都會的風貌雖然不免新舊雜陳，卻委實已經是一個現代意義的城市景觀，因此，我們其實大可不必「捨近求遠」

（從1930年代上溯到1890年代），就足以套用李毆梵的模式，與班雅明筆下十九世紀的巴黎城進行饒有意味的比對映照。更直接的說，上海不必等到二十世紀三○年代才展現「摩登」風情，與花都巴黎1850年代人文薈萃的黃金時代沒有相距太久，在十九世紀末葉的中國，上海已將內地或沿海諸城鎮拋在腦後，帶頭穩穩跨出「上海摩登」的第一步。 如果說，班雅明重新描繪十九世紀中葉「巴黎學」興起的時空線條，並以波特萊爾的詩作以及現代性論述（Baudelaire 26-29）做為考察印證的中心，勾繪「十九世紀的巴黎」（Gilloch 93-97）之城市輪廓。那麼，我們也可從1880年代的上海文藝圈同樣興起

一波波「上海學」熱潮的角度，重新考察近代上海逐漸從具備都市雛形到擁有成熟可觀之現代城市文化的鮮明足跡。 就像第三章「風月書的海派系譜」一節所探討的，1880年代由申報館發行的一系列「冶遊」書在出版市場的風行，很快地帶動了遊滬采風的筆記書與旅遊指南的書寫風尚，如本著「開眼看世界」的編輯旨趣印行的套書《小方壺齋輿地叢書》， 「第九帙」即是專載海禁開放後沿海港口風土情勢的一系列書（彭明輝，247），其中又屬記述上海城的筆記書最為醒目；當時各式各樣琳瑯滿目以「上海通」自詡的著作在書市中佔據越來越大的版圖，都證明了鴉片戰爭後開埠以來，上海洋場經過西潮將近半個世紀的沖激沉澱，已經積累了

豐厚的城市文化。 當時在上海的雜誌上連載的域外小說同樣出現描繪西方大城風貌的段落：《昕夕閒談》（1873-1875年）裡的法國巴黎、《回頭看紀略》（1891-1892年）中的美國波士頓，都具體而微地指陳了現代的時空語境，為上海文人的都市想像增添了異域色彩。 我們可以說，1880-1890年代業已蔚為潮流的「上海學」，直接間接地促成或影響了身兼「報人」身分的小說家之創作思維，《海上花列傳》帶頭掀起以「海上」為名 的小說潮，更是十九世紀末上海學的極致體現。 因此，第四章開始，本論文即正式從「中國近代第一部以現代都會為小說場景」的觀點，探究

《海上花列傳》如何具現了晚清洋場新舊文化轉型的眾多課題：傳統士大夫階層的文化價值被逐漸勃興的商業勢力所取代，因城鄉差距越來越懸殊而造成的城鄉流動，既衝擊了固有的社會秩序，也輾轉催生了另一種城市文化生態。 綜合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斷定，從鴉片戰爭後的近代上海「遇見」泰西現代文明的過程，李歐梵筆下的《上海摩登》，應屬第二或第三波現代化浪潮所沖刷出的海派都市文化景觀。 進一步來看，這些十九世紀末出現的「海上」小說潮不約而同地選擇以滬北租界區的高級妓院作為小說題材，除了是因為這些具備某些封閉特質（介於公／私領域間）的「長三堂子」同時是「時髦」的代名詞，擁有新舊雜

陳、中西交匯的空間擺設之外，也同時是租界區華人圈子中、上流階層的社交核心，來自四面八方的社會與階級的向上流動性（upward mobility）在此邂逅交匯，折射出都市中現代性主體的慾望啟蒙、自我形塑的過程。 從歷史、社會與文化勢力的消長變化重新回過頭來看魯迅將《海上花列傳》置於清末狹邪小說系譜的說法， 我們更會赫然發現《海上花列傳》正處於新／舊典範變遷過渡的轉捩點：該書是第一部全面以上海租界的高級妓院為背景的白話小說，它的出現，為我們打看一扇觀察十九世紀末行將興起的港埠大都會風貌的窗口。另外，故事中最核心的場景－－長三書寓－－不在上海舊縣城，而全數位於城北最早成立、制度較

為完備的英租界與法租界；挾著「國中之國」的地位與清廷律法「化外之地」的優勢，此區的高級妓院除了躍居江南地區娛樂業龍頭的寶座之外，更是當時政、商、文化界名流輻輳聚集的社交場域。 以此角度深入分析，在晚清洋場文人眼中，最能代表十九世紀末上海城繁華盛景的空間場域，無疑是騷人墨客冶遊流連、官宦商賈麇集往來的風月歡場。「現代都會」與「妓女」正式成為矚目的形象隱喻，共同建構了「海派」小說都市想像的重要支柱。 因此，這部小說一出，後來跟進出版的、以妓院生態為題材的小說，就幾乎都以上海作為故事結構的時空座標。這不但標舉出《海上花列傳》是觀察傳統狹邪小說轉換敘事模式不可或

缺的一環，更是我們討論具有強烈市民文學性格的晚清長篇白話小說「現代性意義」的最初基礎。 就如波特萊爾在十九世紀中葉完成的《惡之華》（1857年出版），「妓女」同樣是頹廢詩派現代性寓言 的主要元素（Buci-Glucksmann 103-111），這裡無意將中、西方都市文學史中同樣具有現代性開創意義的兩部巨著拿來作過度輕率的比附，但這樣的對照，卻更清楚地揭示都市中的創作主體，皆不約而同地藉由都市中越來越強勢的女性文化來表述現代性時空語境的書寫特徵。 經過小說文本的比對分析，我們可以確定，韓邦慶《海上花列傳》非但率先開啟了現代海派都市文學的系譜，更歷歷記載了

歷經第一波現代化洗禮、沉澱後的都市文明之深刻印痕。 因此，本論文要特別將《海上花列傳》從隸屬於傳統情色文學的「狹邪小說」文類中標舉區分出來，將它置諸－－第一部描繪出真正「現代意義」之上海城的長篇小說－－的視野進行考察，進一步揭示：工業革命後向「東方」擴散的西方文化勢力，在十九世紀末的上海租界區業不僅已佔據「國際村」與「世界窗口」的代表地位，更與上海舊縣城或租界區的華人文化交匯成萬花筒般的城市景觀。上海「城北」現代化的物質條件與公共生活空間，固然促使第二代「洋場才子」韓邦慶以「演義體」小說再現言情小說，但另一個關鍵的側面－－域外文學與現代化的報刊文化所開啟的世界圖像及城市想像

－－同樣也是身處滬上這個全國最大出版中心的文人所擁有的雄厚資產。不管是內容呈現出有別於傳統社會的現代城市文化，或者是形式上連載於文學期刊、更直接地面對市民讀者，都讓我們不得不正視洋場的現代商業出版機制對於作家造成的直接影響。 本文的第四章、第五章就透過這部歷歷記載近代中國第一波現代化文化印痕－－也是近代文學正式踏出「上海摩登」第一步－－的風月小說，作為觀察海派文學都市文化的經緯座標。第四章試圖剖析的核心議題如下：域外小說呈現的都市圖像或女體意象，如何為傳統「說部」注入嶄新的元素與變數？或者反過來說，晚清小說的現代變革，如何從小說中都市空間文明條件與女性自我實踐的課題上逐漸轉

型？由這些城市中「器物」層面的現代化與女性地位的變化所帶來的新奇（novelty）視野與時髦特徵，如何催生新的敘述技巧，從而引動了狹邪／情色小說傳統的蛻變衍異？ 接著，延續第四章凸顯城市「外在」景觀的線條與聲色犬馬的慾望地圖之討論基礎，探究洋場壓倒性的物質環境、具備鮮明舞台感的公共空間，如何與小說人物的「內心世界」與自我扮演互相映照呼應？就像小說中的上等堂子，乍看之下僅是閨閣妝奩般的封閉性「內室」，卻因為小說家挖掘慾望軌跡的敘述策略，使得它成為視覺文化主導下堆積著「情愛物件」與「愛欲細節」的心靈空間。在此具有象徵意味的空間中，情愛的挫敗傷痕及徵逐慾望的過程，都是「自我形塑」

過程中與「異己經驗」鬥爭的痕跡：它一方面固然呈現了現代性主體在物慾橫流、商業掛帥的都市經驗中，面對傳統價值觀脫序崩毀的徬徨失據，另一方面也分明揭露了：前所未有的社會與階級之向上流動性，讓固有的尊卑貴賤觀念和過去不可動搖的階級地位重新洗牌，從而衍生出嶄新的主／客、物／我的互動結構，構新興海派文化最鮮明的精神底蘊。 上述的議題都迫使我們重新「認識」：韓邦慶不僅是近代中國最早富有職業意識的「小說家」，《海上花列傳》亦是晚清首部即時連載的長篇白話創作，它也是第一部呈顯上海城初始現代化都市面貌的吳語巨著，具體反映出各股力量牽扯壓擠、融合交匯的都會世界，堪稱為晚清海派都市小說的扛鼎之作

。 從這些具有開創意義的角度來審視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非但足以挑戰歷來晚清文學的界義成規，更幫助我們從嶄新的視野重新探究近代都市文學現代性傳衍的起點。 引用書目： 甲：近人研究 上海通社編。《舊上海史料匯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小說時報》第九期，上海，1911。 《文藝雜誌》第五期，上海，1914。 王德威。《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台北：麥田，1993。 王學鈞。〈跋《海上花列傳》異文試辨〉。《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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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後記〉。國語版《海上花》。張愛玲註譯。台北：皇冠，1983。 ───。《張愛玲文集補遺》。子通、亦清編。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2002。 喬納森〈這一半人的樂趣〉，《橄欖樹文學社月刊》，http://www.wenxue.com/scene/b5/field/j/004.htm ，2000.2.7. 魯 迅。《中國小說史略》。台北：風雲時代，1990a。 《繡像小說》第三號（光緒癸卯年閏五月初一日出刊）。李伯元主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03。 乙、學位論文 江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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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小說女性人物塑造之研究》。逢甲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 丙、西文著作 Baudelaire, Charles.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and Other Essays. Trans. and Ed. Jonathan Mayne. London: Paidon, 1995. Benjamin, Walter. ‘ Central Park.’ New German Critique 34（Winter1985）, New York: Telos, 1985. Bu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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