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田鄭氏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挖掘到下列精選懶人包

王田鄭氏的問題,我們搜遍了碩博士論文和台灣出版的書籍,推薦曹雨寫的 激辣中國(新版):從廉價到流行,辣椒的四百年中國身世漂流記,探查地域傳播、南北差異到飲食階級 和いわいしげき的 朝貢、海禁、互市:近世東亞五百年的跨國貿易真相都 可以從中找到所需的評價。

這兩本書分別來自麥田 和八旗文化所出版 。

國立清華大學 歷史研究所 衣若蘭、廖咸惠所指導 林純的 性別、家庭與權力:清代女主人與婢女的互動 (2021),提出王田鄭氏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清代、女主人、婢女、家庭、性別、階級、身份、權力關係。

而第二篇論文輔仁大學 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班 王廷宇所指導 曹緣的 神主牌流浪記:以澎湖生活博物館典藏文物及其原生村落的關係為例 (2021),提出因為有 博物館、神主牌、脈絡化、去脈絡化、物質文化展示、地方性的重點而找出了 王田鄭氏的解答。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王田鄭氏,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激辣中國(新版):從廉價到流行,辣椒的四百年中國身世漂流記,探查地域傳播、南北差異到飲食階級

為了解決王田鄭氏的問題,作者曹雨 這樣論述:

原來,中國古代上流社會並不時興吃辣, 吃辣是窮人的事?起源自西南民族缺鹽的替代品 你知道吃辣的習慣,形式上還分南醬北粉嗎? 即南方以辣椒醬為主,輔以乾辣椒;北方則以辣椒粉居多。 飲食人類學X田野調查X文獻考據X系統分析 曹雨博士歷時五年研究, 辣椒在中國的遷徙傳播史與食辣文化演變 ▍▍辣椒傳入中國後,經過何種演變才變成調味料? 辣椒並不是一次完成傳入中國的過程,而是在十五、十六世紀持續性的傳播,並從各國傳入不同品種,傳入後的第一個一百年內是被當成觀賞植物,起因於明代江南文人好「造園」,相互爭競誰家的奇花異草較出眾,明代高濂《遵生八箋》便載明了這點。 隨著人們愈來愈理解植物特性,辣椒

開始嘗試入藥譜,用以鎮痛。直到康熙年間才出現食辣的文獻記載,土民與苗民因缺鹽而用辣椒替代調味,這也是最早的食辣記錄。 ▍▍辣是痛覺不是味覺?吃辣的習慣是怎麼建立起來? 辣是痛覺,比賽吃辣是忍耐疼痛的較勁,而良性自虐機制(benign masochism)能夠解釋人為什麼熱衷吃辣,辣產生痛覺欺騙大腦釋放腦內啡,又不會處於真正的危險之中。 清嘉慶年間,人口大量增加,主食耕地需求增高;副食產量下降,辣椒用地少產量高,故而廣受南方山區農民青睞,然吃辣並不符合長久以來的食療概念,辣能蓋掉劣等食材的氣味,與上層社會的飲食追求相悖,也讓辣椒有了「窮人的副食」的強烈印象。 ▍▍辣椒的中國文化符碼 關於「辣

」的文化隱喻有兩種方向,一種是食用產生的肉體感受;一種則是文化轉借演進而來,例如《紅樓夢》中王熙鳳綽號「鳳辣子」,比喻她爽朗、果斷、狠毒的性格;又如結合食療與民俗文化,賦予了上火、驅寒和祛濕等文化想像。 另外,辣椒也和性隱喻有關,例如火辣、辣妹,或是湯顯祖《牡丹亭》中也有相關段落,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中國古代早有將飲食與性欲連結,然而以「辣」比喻性,卻是受到外來文化影響,目前最多文獻來自於地中海沿岸諸文明。 本書以飲食人類學的角度,展現辣椒在中國四百年作為食物的演變,內容通俗易懂,深入淺出,既是學術研究之成果,也是面向一般大眾的科普讀物。 ▍▍精彩摘錄 ▍▍ 辣椒在台灣的傳播 乾隆十二年(

一七四七)《重修台灣府志》載「番薑,木本,種自荷蘭,開花白瓣,綠實尖長,熟時朱紅奪目,中有子,辛辣,番人帶殼啖之,內地名番椒」。 這一段話裡有幾個重要資訊,其一是「種自荷蘭」,台灣的辣椒係由荷蘭人殖民時期傳入,即在一六四二年荷蘭始在台灣建設殖民地至一六六一年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離開台灣之間, 台灣已有辣椒;其二是「番人帶殼啖之」,這裡的「番人」應該是指台灣的原住民,即當時台灣土著已經從荷蘭人手上獲得了辣椒,因在當時文獻中,一般稱荷蘭人為「紅毛」,稱台灣土著則用「番人」,也就是說當時台灣原住民已經拿辣椒作為一種食物,而當時在中國, 辣椒食用的範圍還很小,尤其是在閩南一帶的漢人還沒有開始以辣椒作為

食物;其三是「內地名番椒」,意味著當時閩、台一帶居民已經知道「番薑」和「番椒」其實是同一種植物,只是由於傳入路徑的不同而產生了不同的名字。由於台灣鄭氏東甯王朝與清朝之間的對立,閩、台之間存在長期的貿易阻礙,直到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 清朝收復台灣,台灣才與中國之間往來稍多,台灣「番薑」入閩大致始於這一時期,但閩南民系中將辣椒作為飲食材料使用的情況很少,也沒有進一步向其他地區傳播。 ……番薑之名僅在台灣通用,依閩南語音應記為「番仔薑」(或番薑仔),這是辣椒名稱中唯一挪用「薑」字的例子,應與台灣不出產花椒而盛產薑有關係。 辣椒會不會讓人「上火」? 中醫一般認為民間概念的上火泛指人體陰陽失衡後出

現的內熱症。其特點是:長痘、牙齦腫痛、咽喉不適,甚至口角潰爛、嘴唇長泡,還可表現為大便乾燥、肛門熾熱等。筆者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發現陝西、山東、安徽、上海、湖北、廣東、福建都有受訪者認可吃辣椒上火的說法,但是對上火的認知則並不統一,大部分地區的說法都認為上火是對身體不利的,不過也有反例,比如福建沿海地區就認為吃辣能夠發散「魚毒」,所謂「魚毒」是由於吃海產品過多而導致的症候,但定義很寬泛。 對於辣椒的文化想像是造成本地不吃辣的重要原因。廣東人常說的「熱氣」問題,簡單而言即廣東地方的「地氣」偏熱偏濕,因 此食用熱性的食物容易「熱氣」。對地方的歸性可見於《黃帝內經》「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

,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為熱,在地為火……」,以上所述的「地氣」、「性味歸經」問 題,都很難以實證的方法驗證,但對於相信其意義的人來說,其心 理暗示的意味則是不可忽視的。因此有關的論述是文化層面的,而非醫學層面的。 在調查中,僅有三名受調查者不認可吃辣「上火」的說法,也就是說其餘一百零三人皆認可這樣的表述。而這三人的職業皆與醫護相關,因此對於「上火」的認同與地域、年齡等變數無關,而僅與醫學知識的水準有關。很多本地人認為吃辣是「不健康」的,理由是「會熱氣」,數名受調查者特別說明「廣東的水土太熱,所以不能吃辣,如果是在北方,那就沒有問題」這樣的觀點。  

王田鄭氏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主要內容:北緯30°•中國行(4):1、寧波:姚江尋寶;2、寧波:擺渡河姆渡;3、寧波:走進河姆渡遺址;4、寧波:走進田螺山遺址;5、寧波:尋找稀有黃金茶;6、寧波:寧式傢俱製作工藝;7、寧波:余姚土布製作技藝;8、寧波:余姚榨菜收穫忙。
寧波簡稱“甬”,早在唐代就已經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悠久的歷史和發達的經濟使得寧波擁有眾多歷史古跡,阿育王寺、天一閣、慈城、老外灘、鄭氏十七房村都是寧波的知名景點。本期到寧波下轄的兩個縣級市余姚市和慈溪市去看看那裡的人文風貌和特色物產。
河姆渡遺址位於浙江省餘姚市,是一處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聚落遺址。遺址中出土有各種生產工具、生活器具和原始藝術品6700餘件,發現了水稻栽培、木結構建築等遺蹟,以及馴養的豬、狗、水牛和捕獵的野生動物遺骸,採集的植物果實等遺存,展示出當時這一地區燦爛的原始農業文化。河姆渡遺址是"河姆渡文化"的命名地,是長江下游新石器中期文化的首次發觀。它的發現,為研究當地新石器時代農耕、畜牧、建築、紡織、藝術等方面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浙江省 餘姚市地標 河姆渡遺址,位於餘姚市河姆渡村附近。河姆渡遺址曾先後兩次進行過較大規模的發掘,發掘面積2800平方米,出土文物6200件,陶片幾十萬片。1973年11月9日至1974年1月10日在1973年夏天試掘的基礎上,對遺址的南部進行了首次發掘,發現了四個疊壓的地層,揭露了干欄式建築和水井等遺蹟,出土了很具地域特色的夾炭黑陶器、骨耜等一批重要遺物,大量的動植物遺存,特別是栽培稻穀的大批量發現為同時期其他遺址所不見,並被命名為「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遺址是一處屬於新石器時代中期的聚落遺址,總面積約4萬平方米。遺址中出土有各種生產工具、生活器具和原始藝術品6700餘件。並發現了豐富的水稻栽培和大面積木結構建築等遺蹟,以及馴養的豬、狗、水牛和捕獵的野生動物遺骸,採集的植物果實等遺存。展示出當時這一地區燦爛的原始農業文化。河姆渡遺址發現帶榫卯的干欄式長房子,出土的大批珍貴遺物及動、植物遺存,對研究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特別是長江流域新石器時代考古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為多學科研究提供了豐富而又可靠的實物資料,考古實踐表明黃河、長江流域的原始先民共同締造了中華民族光輝燦爛的遠古文化。 河姆渡遺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田螺山遺址是屬於河姆渡文化的一處古遺址,位於浙江省餘姚市三七市鎮相岙村,發現於2001年,曾入選「2008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初選名單。經考古證實,遺址年代約為距今7000年-5500年。由於其地面環境、地下遺存保存較為完好,被稱為「第二河姆渡」。田螺山遺址發現於2001年。當時,一家熱處理廠在打井時發現陶片、動物骨骼和木頭。隨後,文物部門對當地進行了發掘,認為遺址時間不晚於河姆渡文化第二期,且形式與河姆渡文化類似。2004年2月至6月的大規模發掘證實,該文化遺存出土器物與河姆渡遺址幾乎相同,且出現成片干欄式建築遺蹟和較為完整的村落布局。預計遺址總面積達到30000平方米,擁有6個文化層,年代約為7000年-5500年。田螺山遺址現場館副館長黃建華表示,田螺山遺址的地面環境在河姆渡文化眾多遺址中保存最為完好。田螺山遺址發現了其他遺址不具有的人臉形陶支腳、形似大象頭部的陶塑等陶器,這在河姆渡遺址中幾乎沒有見到。出土的器物中,雙耳深腹夾炭陶罐殘存部分有近70厘米高,這在浙江省範圍內是首次發現。遺址中發現大量鹿角、魚骨、象牙等動物骸骨和木材、菱角、酸棗等植物遺存,這反映了當時這一地區的自然狀況。特別是遺址中發掘出的人為種植古茶樹樹根和壺形陶器證明,當時很有可能已經人工種植茶樹並飲茶。遺址中的干欄式建築範圍和大小證明,當時的先民已經能夠挖掘較深的土坑,且能夠應用重力與承重力關係的經驗進行建築。跟據田螺山發掘的大量稻穀證明,隨著時間推移,馴化稻的比例上升,且發現的稻穀並非原始栽培稻。這證明了長江流域稻穀種植歷史比預想的更長。這一成果於2009年被美國《科學》雜誌收錄。2007年,遺址發掘現場建起田螺山遺址現場館,將遺蹟發掘成果與發掘現場進行展示,使參觀者能夠親歷考古發掘現場。

性別、家庭與權力:清代女主人與婢女的互動

為了解決王田鄭氏的問題,作者林純 這樣論述:

本文利用傳統文獻與閨秀文學,從女性視角出發,探討清代女主人與婢女在家庭場域的互動。藉由女主人與婢女這一對同為女性、具有階級與身份差異、但又同處同一家庭領域且互動緊密的人際關係,分析主婢關係的特點、影響因素及其與家庭的連結。一方面挖掘以往主婢研究中缺乏的女性主體性、女性經驗與女性能動性,並豐富家庭女性權力關係的面貌;另一方面感知這種主婢互動面貌與權力關係的形成過程,即社會文化對個人的影響與塑造,以及個人對社會文化的回應。清代律法、家訓和女教書構築了規範女主人和婢女生活的法律與禮教環境。受清政府嚴格維護階級界限、穩定社會秩序等政治需求驅動,和儒家性別道德規範和家庭理念等影響,女主人與婢女需遵循以

父家長為權力核心的規範,在男權中心主義主導下形成了「男主人>(大於)女主人>(大於)婢女」的權力分佈格局。本文以閨秀徐葉昭為例,針對男主人納婢一事上,闡釋其對男主人、女主人與婢女三者角色的獨到見解,包含對階級、性別與家庭倫理關係的看法:主婢權力關係中,強調婚禮正當性與女貞的重要性,提升主母管教婢女的話語權,甚至超過男主人;夫妻倫理中,妻子並非完全從夫,可以遵照賢妻助丈的倫理,勸誡丈夫不合禮的行為。徐葉昭的論述與構想雖有關懷婢女之處,但思想本質仍是遵循男性中心傳統,且要求婢女服務於主人及背後精英階層的利益與道德價值理念。主婢日常生活圖景,呈現出主婢關係具有「女性情誼」與「女性權力關係」的一體兩面

。主婢親密情誼,乃雙方意識到身份階層結構和父權中心性別體制加諸於對方的壓力,並利用自身階級和性別的資源關懷對方。如女主人對婢女的關懷與調教,婢女則協助女主人踐行妻、婦和母等家庭角色義務。主婢情誼展示了傳統視角未及或警惕的一面,展示了女性主體性與能動性對體制的反映與作用。同時,在清代警惕階級界限破防跟菁英主導意識的影響下,加上法律道德對主母權威、恩情跟忠僕形象的塑造,主婢情誼之下也透露出具備身份隔閡與身份剝削性質的權力關係。女主人教導婢女或表達情感時,表現出上層女性和女主人的威嚴和體面,和明顯的階級和親緣差距意識。而婢女受制於道德考驗、法律風險和社會性別環境施於己身的壓力,主動或被動地接受女主人

的剝削,甚至表現出過度奉獻與自我犧牲精神,體現了強烈依附於女主人的自我認同。清代女主人與婢女的互動,展示了現實與理想秩序之間的微妙落差,這是個體力量與社會制度之間的交涉和較量的結果。儘管女主人與婢女都有在社會體制內靈活創造獨特女性文化的一面,但是時代意識與氛圍的深遠滲透,令她們也主動或被動地對儒家傳統身份秩序與性別秩序表示認同和擁護。

朝貢、海禁、互市:近世東亞五百年的跨國貿易真相

為了解決王田鄭氏的問題,作者いわいしげき 這樣論述:

明帝國的天朝秩序 VS 清帝國的互市秩序 閉關自守、官方貿易 VS 開放交流、民間貿易 以天朝為中心的朝貢體制,為何在明清二代有著截然不同的影響? 明代朝貢→造就倭寇及滿洲興起,最終促使帝國自身的衰亡! 清代朝貢→締造東亞和平與貿易繁榮,奠定康乾盛世的基礎! 五百年來的「朝貢秩序」演變,對東亞歷史的影響,究竟該如何解釋? ◆   日本中國史權威學者,深入漢、滿、日等多元史料   從東亞國際交流的宏觀角度,探究明清歷史變遷的重量研究   ========================================================   明朝在開國之初,建立了以「天

朝」為中心的「朝貢體制」。但是,為何朝貢體制在明代中期開始無法維繫,引發各式貿易衝突與社會動亂,最終導致了帝國衰亡?   滿清入關後,清朝雖然繼承明代朝貢體制,為何又開放海洋,發展出與明朝截然不同的跨國貿易盛況,締造了十八世紀東亞的長期和平與貿易繁榮?   明清兩代的「朝貢秩序」,在十四到十九世紀的五百年間,為何會從原先打壓貿易的鎖國態度,轉向為重視貿易的開放風氣?對中國歷史又產生了什麼重要影響?真相到底是什麼?   ■官方獨佔貿易VS民間開放貿易   要維持中國的天朝理想,帝國必須管控社會,壓抑民間的商業活動!   所謂「朝貢貿易體制」,並非單純的外交禮儀制度,同時也是將跨國貿易限制

在官方層級、由國家進行獨占的貿易政策。此制度起源於明王朝的開國皇帝──洪武帝朱元璋;在他的理想中,「番邦」各國除了定時遣使覲見、進獻貢品以外,其他一切交流形式皆非必要,頻繁的國際貿易往來更會傷害國家安全。   因此,明王朝為了鞏固以大明皇帝為中心的「天朝秩序」,便從十四世紀的明代初期開始實施嚴密的「海禁」及「邊禁」政策──透過國家權力嚴密管控及壓抑民間的商業行為,並將明王朝與東亞各國的貿易往來,限制在官方層級的「朝貢貿易」上。明王朝透過這種「經濟制裁」和收買,最終迫使東亞各國屈從於「天朝秩序」之下,奠定了明代東亞國際關係的基本架構。   ■草原北虜興起+沿海倭寇來襲   明帝國精心打造的抑

商政策,何以引發邊境動亂,反而成為自身衰亡的原因?   然而,朝貢制度及海禁、邊禁政策,雖然在形式上締造了明王朝主導東亞的「天朝秩序」,但是官方的嚴密管控,卻也引發了民間不滿及動亂的現實。從十六世紀的明代中葉開始,北方邊境地帶中許多原本以貿易為生的漢人,為了逃離官方管控,便前往塞外建立新的聚落,被官方稱為投降韃虜的「板升」;而在南方沿海地帶,官方對航海的限制,促使走私與海盜貿易的盛行,最終招致所謂「倭寇」的入侵。   因此,明王朝官方對跨國貿易的種種限制,最終導致民間力量的流失、轉向邊境之外,是明代南北邊疆的兩大外患──「北虜南倭」興起的根本原因。雖然在十六世紀晚期,明王朝不得不因應形勢發

展,調整朝貢各種規定,在沿海城市如廣州建立「互市」制度,有條件的允許特定地區的民間商人進行跨國貿易,促進了商業繁榮及社會轉型,但也因為「北虜」──也就是滿洲人的威脅持續擴大,最終無法避免帝國的衰亡。   ■滿洲貿易性格+大清沉默外交   清代多民族國家的開放觀念,如何促進跨國貿易,造就了東亞和平與繁榮?    建立於十七世紀中葉的清帝國,雖然繼承了明代的朝貢體制與互市制度,但明清兩代的發展卻大不相同。本書認為,滿洲人的興起原本就是得利於明代邊境貿易以及名為「板升」的漢人移民,其多民族的社會結構,對於跨國貿易天生不具有排斥性;再者,清初的海禁政策主要是防範臺灣的鄭氏集團,與明代限制貿易的海禁

政策有著根本上的區別。   因此,互市制度在清代脫胎換骨,不再是朝貢體制的附屬產品。從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的「康熙開海」以降,清帝國透過「沉默外交」的對外政策,推動互市的蓬勃發展,東亞各國的貿易往來也得以迅速增長。本書認為,十八世紀東亞的長期和平與貿易繁榮,並非得力於朝貢體制;而是因為清帝國重視貿易的滿洲性格,以及在民間蓬勃的跨國貿易所產生的「互市秩序」基礎上,得以遠離傳統封閉的「天朝秩序」產物。   ■朝貢體系論VS互市秩序論   挑戰過往學術權威、重新解釋近世東亞歷史發展的宏觀作品!   《朝貢、海禁、互市》是中國史權威學者岩井茂樹的經典作品。本書使用了多種漢字文獻及滿文史料,

並對比日本江戶時期的官方檔案與文書,透過東亞國際交流的宏觀視野,深入探究明清以來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朝貢貿易體制的結構轉變,其實有著緊密的聯繫。   本書檢討了美國學者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提出、深深影響中文史學界的「朝貢體系論」。以費正清為首的美國學者,自一九七○年代以來,長期將明清兩代的對外關係視為一種不變、停滯的整體。此種帶有西方中心論的觀點,造就了對近世東亞國際關係及貿易交流的簡化認知,備受爭議。   因此,本書進而提出「互市秩序」的概念,推翻了過往「朝貢體系論」對東亞歷史的簡化認知。清朝雖然繼承了明朝制度,但基於其重視貿易的滿洲性格,而使得明清兩代看待對外關

係的態度,有著本質上的不同,此為理解明清時期東亞跨國貿易的關鍵概念。 名人推薦   專文推薦   廖敏淑/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聯合推薦   邱澎生/上海交通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陳國棟/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葉高樹/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鄭永常/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鄭維中/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兼副所長   劉序楓/中研院人社中心研究員、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   (依姓名筆劃排列)

神主牌流浪記:以澎湖生活博物館典藏文物及其原生村落的關係為例

為了解決王田鄭氏的問題,作者曹緣 這樣論述:

本研究由澎湖生活博物館中的文物——神主牌觀察到一個祖先崇拜文物脫離原生村落移動至博物館的過程,來重新思考博物館文物的脈絡化、去脈絡化、再脈絡化與多重地方性的相互關係。神主牌不僅是華人社會崇敬祖先文化的代表性文物,也是具有禮教意義與社會組織內涵的宗族性質產物,因此通常被放置在家中的公媽廳或者祖厝中供奉。本研究中的顏氏神主牌,經歷了村落文物搜集計畫進入澎湖開拓館作為移民歷史的見證之物,後又被安置在澎湖生活博物館中的神明廳展示區域,作為祖宗祭祀的象徵之物。由祖先崇拜文物從村落到博物館的移動過程,我們看到顏氏神主牌脫離了原生村落、家族中的脈絡,進入文化局庫房進行編碼分類等去脈絡化的處理,繼而先後進入

澎湖開拓館、澎湖生活博物館進行再脈絡化的展示。經歷了不同階段的意義轉變過程,神主牌也成為我們理解村落與亞官僚體系之地方性,以及宗族觀點之跨村落地方性,這個澎湖多重地方性的切入點。本研究的重點在於,澎湖的多重地方性如何在博物館的場域轉換中被重新整理,神主牌這個「物」的生命史如何體現本地經驗的現代化過程與在地性的特點,最後將澎湖的地方性由傳統連結到與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