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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張圖解密勞動事件法：上班自救一本通，幫你解決薪資結構、加班被拗等問題!

為了解決如何找到檢舉人的問題，作者優渥客 這樣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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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資遣費、申請失業給付的方法，解決燃眉之急。 　　若於領取失業給付期間找到工作，還有「提早就業獎助津貼」可申請。 　　對於有心想學一技之長的失業者，政府提供全日制職業訓練，甚至可以申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名人推薦 　　勞動部認證勞資爭議調解人 張宏彬 　　邱循真 律師

如何找到檢舉人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偵查不公開原則與隱私權保護之權衡

為了解決如何找到檢舉人的問題，作者曾心怡 這樣論述：

偵查不公開原則之目的除為維護偵查程序效率、確保公平審判外，更重要的是保障訴訟關係人之權益。因此，偵查過程中所得之偵查內容與程序，原則上均不得公開，但基於公共利益之維護，在符合比例原則與法律授權性的要件下，非不得允許偵查機關例外公開偵查秘密，包括案件關係人個人資料之隱私。然而，國家究竟應如何決定公開與不公開之界限？為了維護公共利益，是否得無限上綱要求個人隱私權的退讓？本文欲透過文獻探討，羅蒐我國有關偵查不公開之法制規定，以及國內外學者或實務定義之隱私權內涵與保護範圍，並以比較分析方式，試圖尋求並建立公益與基本人權衝突之解決機制，從而分析近年我國發生疑似違反偵查不公開案例之問題，期為我國偵查秘密

公開與人民隱私權保護的衝突，提供具體建議，以供參考。

白領犯罪與財經刑法：從立法、偵審到執行

為了解決如何找到檢舉人的問題，作者林志潔 這樣論述：

　　「白領犯罪與財經刑法」為涉及法律、經濟、金融、商業、政治權力與其間利益輸送的研究領域，研究門檻高，並具高度跨國性與多元專業性。本書以刑法觀點出發，從立法、偵審到執行，全面剖析當代白領犯罪與財經刑法的重要議題，主題涵蓋公私部門的貪腐、不正利益輸送、洗錢、營業秘密、證券犯罪、財經檢察權、沒收與不法利得之追緝，內容包含我國法之檢討與比較法之借鏡，更有實證研究觀點，每一文均有極為具體之修法或政策性建議。本書主題與研究範圍橫跨刑事實體法、程序法、執行法、證據法，並與證券法、金融法、智慧財產權法等領域交錯，覆蓋領域之廣，為我國刑事法學研究之少見，對我國行政、立法、司法、產業與學術，

以及審、檢、辯三方而言，均有高度參考價值。　

辯護人之法庭活動--兼論偵查活動

為了解決如何找到檢舉人的問題，作者彭國能 這樣論述：

本論文以「辯護人之法庭活動－兼論偵查活動」命名，旨在探究辯護人於刑事訴訟程序進行中，所可能扮演之角色與職責。選擇使用「辯護人」一詞取代「律師」之用語，主要是考量以刑事訴訟程序運作之角度界定辯護人之地位。蓋律師在刑事訴訟程序與民事訴訟程序雖均具有一定之法律地位，在刑事訴訟程序為辯護人或告訴、告發代理人，在民事訴訟程序則為訴訟代理人，採用「辯護人」之用語，顯較能彰顯本論文係以律師之辯護角色為探討範疇；另一方面考量在許多國家得擔任辯護人職務者，並不以具律師資格者為限，例如德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大學法律教授亦具有擔任辯護人之資格。且即便辯護人具有不同之資格，然在訴訟程序上所得享有之權利與地位仍係完全相

同，因此選擇採用「辯護人」一詞，以符合實際之運作。 至此處所指稱之「法庭」，參酌我國法院組織法係將法院與檢察機關甚至法院內工作之人員，均列在同一部法典內加以規範，然仍使用法院組織法之法典名稱。且依法院組織法規定，法院開庭除於法院內為之外，亦可在指定地點臨時開庭，顯見「法庭」並不盡然僅指法院內有形之法庭建築而言，而應強調其審判、調查證據之功能，是可將法院外之處所亦包括於內。且廣義之刑事訴訟程序係將警訊程序、檢察官偵查程序均包括於內，而警訊或偵查所得之自白、供述證據、非供述證據等，亦將影響緊接於後審判之結果，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因此本文即將「法庭」從最廣義之概念著眼，不以法院之審

判程序或法院之有形法庭建築為限，並旁及警訊、偵查程序等偵查活動，所有辯護人依法可進行辯護活動之場所與事項均加以探討。蓋從警訊、偵查程序開始，辯護人依法即得實施協助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活動，其後歷經檢察官起訴、法院調查庭、審判庭等各階段之訴訟程序，以完成確認國家刑罰權之有無及其範圍之程序。 各國對於辯護人處於不同之刑事訴訟階段，每有不同之權限規定，因此即有學者認為將偵查程序與審判程序相較，對於辯護人之活動空間及其所能發揮之角色功能，呈現極大之差異；甚有認為辯護人僅在審判程序，始有發揮其功能之可能，偵查程序囿於偵查不公開之原則，當然會限制其功能之發揮。然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立

場，其對辯護人之需求並不因偵查或審判程序而有差異，甚至在偵查程序，因該程序所具備秘密、不公開之特色，被告與犯罪嫌疑人更殷切需要辯護人從旁提供其法律上、心理上之建議與協助。保障人權本為辯護人最基本之職責，亦為辯護制度存在之最主要功能，放眼世界各國之運作實況，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人權受侵害之危險性，顯遠大於審判階段。是單就保障人權之觀點，辯護人於偵查階段之積極介入，絕對有其必要性。更何況在偵查階段所蒐集取得之證據，即為審判階段判決之依據，而偵查階段較接近犯罪之發生，以時空因素而言，此階段所能蒐集取得證據之機會，自然大於離犯罪發生較遠之審判階段。因此，無論檢察官或被告，能否利用第一時間取得足夠

之證據資料，直接攸關審判之結果。是在偵查階段，辯護人之職責絕非僅是偵訊時消極的在場旁聽，而應積極從事蒐集或保存相關證據之行動，以為後續之審判程序預作準備。 本文在探究辯護人之辯護活動時，除審判程序外並旁及偵查、警訊程序，以免畫地自限，侷限辯護人功能之發揮。且觀諸刑事訴訟法諸多原理原則之適用，亦不以審判程序為限。當然學說上容有不同之爭議，例如武器平等原則是否適用於偵查程序，即呈現相當分歧之見解。相較司法制度運作較為進步之國家，為使辯護人能發揮其一定之功能，除逐漸賦予其較多之權限外，對於辯護人於偵查階段之權責亦一再適切調整，以使其能扮演更積極協助被告參與訴訟之角色。本文據此，即

以「法庭活動」為名，探究辯護人整體辯護活動之內容，而不以審判階段之活動內容為限，以期能真正發揮刑事訴訟制度上，針對辯護制度之功能設計，並藉此瞭解現行制度運作上之實然與應然（Sein und Sollen ），以作為日後制度改善之參考。 貳、研究動機 司法為解決社會紛爭之最後防線，其功能之發揮亦須透過法院之實際運作，因此法院可說是社會正義實現之最主要處所。綜觀實質完整之訴訟運作程序，勢須藉由代表訴追立場之檢察官、為被告進行辯護工作之辯護人，以及最後負責審判之法院所共同組成。誠如美國學者Wigmore於其所著“ Law of Evidence” 一書，頁首所

引用”Evidence is the Basis of Justice”（證據乃是正義之基礎）之銘言，整體之刑事訴訟程序，可說是環繞在對證據之蒐集、調查、排除、與判定之運作過程，辯護人之辯護亦以此等活動為主軸。就角色功能之扮演而言，檢察官、辯護人、法官可說是各司其職，也只有在各自充分發揮其功能之情況下，刑事訴訟程序始可能確切的運作。 依各國之立法體例，有將檢察官同時視為偵查主體及公訴主體者，如德國、中國大陸、我國等，惟中國大陸係將檢察官與公安機關並列為偵查主體，而我國則係以檢察官為唯一的偵查主體，並負責指揮警察機關；有將檢察官單純作為公訴主體，而由警察機關負責偵查工作者，如

英國；亦有將檢察官與警察機關同列為偵查機關，如美國、日本等，惟實際上偵查工作多由警察處理，且因警察具有獨立的犯罪偵查權，負第一次偵查之責任，檢察官則退而為第二次補充偵查責任。因檢察官著重於摘奸發伏、訴追犯罪之偵查角色，具有積極主動之特性，因此關於檢察官應否具備強制處分權？各國迭有不同之作法。況被告在偵查程序，僅居於犯罪嫌疑人之地位，實不宜賦與偵查機關過多之強制處分權，並應予以適當限制，以免造成被告與檢察官地位之懸殊，違背程序公平之原則。基本上，檢察權既係行政權之延伸，需與刑事政策相互配合，並具有上命下行、檢察一體之整體特性，此部分有學者即以「檢察官法」統稱之。 至於法院本身

，依照當事人進行主義抑職權主義之不同設計，決定其是否擔負蒐集、調查證據之責任。基本上，無論採取何種立法體例，公正之審判程序仍為法院所追求之不變目標，誠如德國學者Radbruch之銘言「法官的道德及生活的價值應以正義為依歸（Das Ethos des Richters soltte auf Gerichtigkeit um jeden Preis, auch den des Lebens, gerichtet sein）」只是在實際運作時，如何避免偏離此等目標，也成為在思考當事人進行主義、職權主義何者較為妥適時，所不可或缺者。 辯護人所扮演之角色，相較於具有龐大行政資源之檢察

官（在制度上也可能包括法官），辯護人所能擁有之資源，顯然無法匹敵。然就被告之立場而言，在訴訟程序中，辯護人成為其在法律上，唯一可依賴之對象，辯護人要如何發揮其辯護功能，亦成為判斷法院功能能否發揮之重要依據。一般人對辯護人之印象，每呈現兩極化之反應，有認為辯護人係實現正義、保障人權之有效工具，應以公正客觀之地位處理事務；亦有認為辯護人根本是巧辯、搬弄事實、幫壞人脫罪之訟棍，無公平正義可言。無論如何，法庭既係架構在檢察官、辯護人與法院三方之共同運作，呈現三足鼎立之平衡關係，居於其中之辯護人，自應積極主動介入，始能使此三方關係完整的運作。 有鑒於此，本論文之研究動機即在闡明辯護人

擔任辯護工作之職責，從最初在場陪同被告接受偵訊、設法蒐集有利被告事證、聲請調查證據，至審判程序時對檢察官所提出不利被告之本證，進行檢視、彈劾，對於證人進行有效之詰問等各項過程，均是本文探討之內容。此外，本論文擬從比較法之角度，對律師辯護權實際之運作情形，就當事人進行主義運作最徹底之美國，與採職權主義具代表性的德國，進行對比性之分析與說明。至居於折衷地位之日本，係採上述兩種主義改良後之運作模式，其係如何消化吸收不同制度之菁華，實有深入探究之必要。最後再就我國運作之現況，加以比較分析，期能從比較法之觀點，找到未來制度發展改進之方向。 鑑於上開二主義各有所長，互有特色，有時不妨拋

開利弊得失之觀點，改從可行性之角度切入，設法尋得有利法院、檢察官、辯護人等角色扮演之運作模式。當然就上位階之訴求而言，辯護人功能如果能充分發揮，相對的也能帶動檢察官，在偵查犯罪及實行公訴階段，成功扮演其角色也只有在辯護人、檢察官均能善盡職責下，法院始能以中立客觀之地位，專心作好審判之工作。誠如日本學者橫川敏雄於其所著「公平的審判」一書中所揭櫫：『一國是否為真正的民主國家，端視其人權在實際上如何受到保障而定』、『審判的目的在於公平正義之實現』，而辯護人恰於其中扮演推波助瀾之角色，如何發揮所長、善盡職責，當係從事辯護工作者，應有的職志與理想。 參、研究方法

美國重視實際案例之運作方式，係由不斷更新演進的判決中，逐步堆砌出完整的保障人權觀念，是以對於美國法院於個案中所明確表達之理念，尤其是諸多刑事訴訟之基本原理、原則，每係藉實際案例而逐漸形成，由各判決所揭櫫之理念，當可發覺實際之演變軌跡與發展脈絡。為此，本文針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各項具開創價值之案例，逐一詳予說明，尤其對未來發展具重要性之經典判決，更詳為闡述，期能從中找到發展、演進之軌跡。至大陸法系之德國，則係藉由學界對實務之運作需求，以縝密之學說基礎，提供解決之理論依據。因此，筆者在撰寫論文之過程，對於美國部分較偏重案例說明，對於德國部分則較偏重學說理論之闡述，而在探求外國之運作狀況後，再將我國之

運作狀況加以比較，評析其中之利弊優劣，以為未來制度之改進修正，提供建言。 肆、研究架構 本文以「辯護人之法庭活動－兼論偵查活動」命名，用意在探究辯護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中，所可能扮演之角色與職責。此處所指稱之「法庭」，係從最廣義之概念著眼，並不以審判程序或法院之有形建築物為限，旁及偵查程序及法庭外之辯護活動。 第一章，循例對於論題正名、研究動機、研究方法、研究架構加以闡明，以利瞭解本論文所欲探討之內容與方向。 第二章，主要探討辯護人法庭活動之界定。就辯護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上功能之發揮而言，真正之主要戰場，應係決定被告或犯

罪嫌疑人，最後命運之法庭審判活動。在各國刑事訴訟制度之運作上，無論係採行職權主義抑當事人進行主義，均在審判程序中賦予辯護人一定之法律地位，此不若偵查程序中，辯護人之角色與功能，因法律未有明確之規定，造成適用上之模糊不清。為此，本文特別先予闡明，辯護人與檢察官間之緊張關係、辯護人辯護活動之界限、辯護人有無真實義務等問題，藉由此等基本概念之界定，再逐步開啟後續之探討。 第三章，就辯護人在刑事訴訟上之法律地位，加以分析闡明。蓋辯護人之辯護權，本源自於被告自身辯護之概念，此部分配合被告於歷史發展中，訴訟地位之逐漸改變，進而影響律師辯護權發揮之空間。總之，從被告於訴訟程序中法律地位之

演變，亦可觀察到辯護人辯護權之變遷。至於辯護人於刑事訴訟程序中，究應扮演何種角色？本身究居於何種地位？在不同制度之對比下，難免會發現各國對辯護人辯護權之運作狀況，每有極大之差異，惟均肯定辯護權於刑事訴訟程序上之必要性。此外，欲發揮辯護權應有之功能，尤不可忽略辯護權介入之時機，尤其美國在這方面之實務演變，更是體例清晰、脈絡明確。一般習以一九六六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作成之米蘭達判決，作涇渭分野。實際上，由美國最高法院歷來判決整體發展觀之，在作成米蘭達判決之前，部分判決已有脈絡可循，其整體觀念之轉變，更非單繫於某項個別之判決，而應係透過諸多案例逐步形成。本文就此等判決之演變過程，特別依照時間先後、逐一

說明，進而發現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律師辯護權之肯定，與保障被告基本訴訟權利之用心。 第四章，就辯護人於偵查階段之權限及其實際運作之實然與應然，特別加以敘明。蓋偵查程序與審判程序，在運作模式上截然不同，辯護人於此二不同階段，究應扮演何種角色？所具備之職權應否一致？涉及職權主義與當事人進行主義之根本差異，實有詳加探討之必要。在實際運作上，偵查階段係採不同於審判程序之秘密方式，且係與居對立地位之檢察官或警察，作最直接之接觸，因權限運作所產生之衝突現象在所難免。至實際運作過程所產生之問題，本文除闡述外國之運作情況外，並就我國運作之實況提出個人之說明與建議，期在被告最需要辯護人之階段，

能使辯護人發揮實質辯護之功能，而非僅以消極形式、寥備一格。 第五章，就辯護人辯護權之保障加以探討。並闡述英美法上強調以被告之權益為出發點，所構築之指定辯護制度，與大陸法以審判機關之立場所設計之必要辯護制度，分別比較論述，並就兩者之優劣，分別以被告權益之保障與法院判決正確之觀點，進行相互對比，以為採擇之參考。在論及辯護權之運作時，不免要探究如何提供被告辯護權之保障，除了由被告自行委任辯護人外，在被告無資力之情況下，勢必要由國家代為其提供法律上協助。在英美法上，係以保障被告權益之觀點，架構出指定辯護之制度，此不同於大陸法，以法院正確審判之立場所設計之強制辯護制度。兩者間運作之差

異，及我國未來應如何充實辯護制度，使其能擴展至偵查階段，使凡有此需求之人民，不分身分、不分時期、不分罪名，均能由國家提供必要之協助，以貫徹辯護權對人民權益之保障。另對於司法院將引進之「認罪協商」制度，此制度之運作，攸關被告罪刑之認定，如何保障被告能獲得完整資訊，確切明瞭自身之地位，並透過協商程序爭取其自身之權益，均需藉由辯護人提供法律上之協助，甚至由辯護人協助參與認罪協商程序之進行。以免被告日後以缺乏訊息，或不瞭解此等程序之真意為由，恣意加以反悔，甚而推翻先前所為之認罪協商內容，反無法發揮此制度設計之美意。凡此，實有賴於辯護人介入協助，以發揮此制度運作之可能性。故本章特別為文探究，辯護人於認罪

協商過程中，所可能扮演與發揮之角色功能。 第六章，闡述辯護人對證人證言之驗證程序。蓋法庭既係辯護人發揮其辯護功能之主要戰場，而在法庭上之活動，主要集中於對證據之批判，尤其針對證人、鑑定人進行直接詢問與反對詢問，更是法庭活動之精髓。按證人之證言，此供述證據本具有諸多可變之因素，辯護人如何從直接詢問中，肯定有利證言之證據價值，又如何從反對詢問中，對不利被告之證言，進行有效的反駁、彈劾，從中發覺破綻、不實之處，進而將不利於被告且不實之證言徹底排除，避免冤抑，更是此等權利運作重點所在。我國刑事訴訟程序，逐漸朝向當事人進行主義發展，司法院並選擇士林地方法院與苗栗地方法院，自民國八十九

年六月一日起，實施檢察官與辯護人，當庭詰問被告與證人、鑑定人，相互就證據與法律見解進行辯論。此種運作模式之發展，日後辯護人於法庭上，對於證人證言的彈劾，將是法庭辯護活動之精髓。然在實際運作過程，勢將陸續出現諸多爭議，如是否允許誘導詢問？可否提示證人相關文件資料，以協助其回復記憶？可否對被告或證人進行催眠程序，以獲得其證言？可否採用測謊機，以驗證證人或被告陳述之內容是否真實？等等疑問，本章均為文探討，尤其著重各國運作過程之演變，從中可發現諸多啟示，以為我國未來運作時之參考。 第七章，探究對質詰問之實施與證人保護間之平衡。蓋對質詰問權本即屬被告之基本訴訟權利，然此權利之運作，有

時不免會危及證人之安全，尤其對於組織性、暴力性、集團性之犯罪案件，各國考量此等犯罪型態之特殊性，每會對於證人提供一定之保護，而相關之保護措施，往往限制了被告與證人對質，辯護人當面詰問證人之活動空間。並因此影響律師辯護權之發揮，在被告訴訟權利與證人之安全間應如何取捨？如何求取平衡？各國居於各自不同之訴訟制度，與人權思想之差異，各有不同之考量，在作法上亦多所差別，其中優劣如何？本文特別加以說明，並從中分析比較，以為我國運作之參考。 第八章，就我國辯護人辯護權之運作現狀，及運作過程中所呈現之缺失，加以說明。並就相關改進方向，提出本文之建議，期能從中覓得有助我國刑事訴訟運作，並使被

告之基本訴訟權利，能獲得確保之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