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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臺灣的公共休閒與休閒近代化

為了解決好習慣運動教室南京復興的問題，作者徐聖凱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日治時期執政者提供的官設休閒設施，包括公園、動物園、植物園、運動場、水泳場、兒童遊園地、海水浴場、森林公園等「公共休閒」設施與活動為對象，梳理公共休閒的設施與活動發展、背後執政者的休閒管理，和使用者的接觸與利用。並同時以公共休閒為中介，探討「休閒近代化」的論題。於「公共休閒」討論上，利用地方和中央官廳相關出版品，盤點日治時期各地公共休閒設施的整體發展與設施概況，說明市內諸休閒設施之間存在一個「先集中在公園，再衍生出公園」的內在關係，以及休閒空間的實體相貌隨著時間環境不斷變化，不僅和今日不盡相似，設施的機能在不同時期存在階段性轉變，例如日治前期設施的教養機能（藉由休閒設施涵養培育某種生

活方式、習慣和素養）、教化機能（政治、倫理上的價值觀灌輸）高於「提供休閒」之機能，反映出執政者「提供休閒」有其虛與實的兩面。及至1920年代休閒化發展下，各類型公共休閒設施走向樂園化，乃至於專業化、大型化，其休閒機能才被明顯凸出，迄1930年代，設施的休閒機能臻於戰前最為成熟的階段，使用者人數達最高峰。日治時期未見明確的「休閒政策」，分析設施組成和官方陳述之設置緣由，反映執政者將公共休閒視為社會教育的一種方式，官製休閒娛樂和公共設施成為執政者推行其教養和教化工作之工具。若將同時期公共休閒以外的多種休閒娛樂管理一併納入觀察，將浮現執政者存在「防害」與「養成」的原則，一方面必須防範民眾因為閒暇遊樂

造成國家社會之危害，同時重視民眾應養成合宜之休閒，進入戰時此一趨勢更加顯著。又公共休閒在殖民地異民族、異文化統治下亦具意義，其扮演了先容納多元文化，而後整合族群的社會文化整合角色。執政者的休閒管理並不是一直線的放寬或緊縮，甚至有其面對島內外情勢而權宜變化的一面，進入戰時尤係如此。大致而言，1937年日中開戰後休閒管制明顯緊縮，1941年起有限度地放寬，1943年再進入緊縮，1945年終戰當年再度放寬。而即使是管制強化的時期，亦存在管制上的“誇示性”。此時公共休閒性質偏向體力向上之身體動員，以及戰時生活之精神振興，政治教化目的再次凌駕休閒機能。隨著公共場域管制加深，臺人娛樂有漸漸遠離公共場合、使

休閒活動「地下化」之跡象，及至戰後初期重新回到公共休閒場所。公共休閒設施的「使用者」，隨著族群、階級、性別、年齡、城鄉、教育背景等差異，在利用程度與實態上均有所不同。回溯使用者如何產生的過程，可說使用者及其需求很大一部份是在近代學校教育中被引導出來。而未受教育的一般民眾，主要透過統治階層所舉辦、開放民眾參與的社會性活動，以集體的方式接觸公共休閒。在臺人社會文化中，某些傳統事物或文化慣習有助臺人接受外來事物及統治階層舉辦的活動，但也有一些與公共休閒殊異之傳統性格，左右了民眾從事公共休閒之實際樣態，又在臺日人與臺人知識階層，亦各自扮演了引導臺民和休閒模範的角色。於「休閒近代化」討論上，包括「休閒型

態近代化」與「價值觀念近代化」兩者。關於價值觀念近代化，相較於傳統農業社會「勤有功，嬉無益」之禁欲觀念，提問為何在近代以來從事休閒活動可自然地被合理化，認為合理的休閒是一項有益活動，而不是奢侈或浪費時間？實際上，執政者在物質層次提供休閒設施，和價值層次賦予其意義——包括保健強身、知識教養、文明象徵與經濟機能，而使用者於遊樂目的外，亦以上述之實益面向合理化日常性休閒，可視為近代休閒心態轉向因素之一。另一個同等重要的變化是，傳統農業社會的休閒活動本依附於歲時節日和宗教慶典，近代以來休閒活動逐漸以無涉習俗宗教的方式，成為重要之社會主產物，與此同時，時人身上的休閒活動也出現「脫去宗教」之現象。關於休閒

型態近代化，由於公共休閒設施幾乎是由西方傳入的新休閒方式，並搭配新生活方式而展開，所反映的即是休閒型態的近代轉化。由此而來的，公共休閒設施中的基本活動：散步、觀看、身體參與，於進入近代前後也呈現出某些細微變化。惟本文也不斷強調，無論是休閒型態近代化或價值觀念近代化，時人在日治時期的種種變化並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存在新舊折衷、舊新並存之現象。最後，本文之所以選擇較大範圍進行研究，核心關懷在於日治時期「整體」之休閒娛樂發展，故盡可能地透過公共休閒（含括多種設施）所反映的「部分整體」，不斷趨近、勾勒理想上的整體近代休閒相貌。

一九五０、六０台灣軍旅詩歌的空間書寫─以洛夫、瘂弦、商禽為考察對象

為了解決好習慣運動教室南京復興的問題，作者劉志宏 這樣論述：

摘要台灣現代詩歌研究多以歷史及時間為參照系，以「空間」的概念來切入及詮釋者並不多見，爭辯不休的「台灣意識」或「中國情結」往往佔據著論述的篇幅，它們經常忽略了探究詩美學與藝術真正的精神與價值。本論文擬從引發不同的角度來思索，將「詩歌」與「空間」作結合，不獨立探索詩美學，亦非在物理空間鑽研，而是在兩者作為研究對象的歷史傳統，於其間釐出一條清晰的空間書寫脈絡，作為台灣現代詩創作的空間書寫作另一番考察。在方法論上，我們有詩論與空間各自獨立的研究傳統，卻少有相互結合異時的鑽研成果。在資料的參引上，我們往往得參酌詩學論述的經驗與空間論述作整合。本文選定五、六０年代戰後現代詩軍旅詩人作為考究對象，一方面由

於現代詩因他們在質量上都展現了顯著的躍昇，另一方面由於他們的崛起與壯大恰好正是五、六十年代台灣文壇特有的現象。本論文選取洛夫、商禽、瘂弦為研究對象，乃因他們的作品在軍旅詩人中是較精純與整齊的，迄今對詩壇仍有一定的影響力，論文扣緊著「空間」來尋索他們在這方面的特色與成就。論文之論題上明確標出「空間」，以彰顯其有別於詩史的觀照而忽略了文本空間獨特的美學與研究面向之形成，以擺脫以往為歷史框架所建構的各種論述。本文分為六章，首末兩章為緒論與結論。 第二章先對洛夫、瘂弦及商禽這三位詩人做了一鳥瞰式的空間掃描，因而獲致他們是在一個社會局勢相對不穩定，政治往往對創作做箍制而他們自己又在故國之離散情況下，其空

間詩藝是如何形塑成功的。洛夫的石室實乃前線金門的碉堡，其中充滿死亡的氛圍，其空間越往下且越往下空間愈壓縮狹小（石室→棺槨→墳→骨灰）、幾至無可救贖之可能；相對於洛夫之死亡氛圍，瘂弦的航行意象却充滿暗礁與險阻，他常將人生比喻成死亡機率極高之「航行」，在這樣一個「風險社會」中，詩人是如何調整建構自我與異己（other）之間的場域。至於商禽，他的「自我監牢」與敞視建築，往往桎梏住肉身與靈魂，其所反映的是無所不在的箍制與監控。透過上述之種種鳥瞰，我們發覺了當時的環境氛圍與詩人所採取的創作策略密切相關。第三至第五章開始進入分論時，我們開始實際地毯式的搜尋，由他們的創作技巧去探索他們創作的理念與美學技巧。

洛夫類似蒙太奇（montage）手法的「置喻」（metonymy）與「倒置」技巧，是典型的主體客體易位與擺佈，亦是時代異化與疏離的真切感受；我們常將其貼標籤為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然而由其存在之空間觀之，我們反而可由其創作找到貼合點，更可在他的感受中，發現他那種「遞降地窖式」的空間書寫。在瘂弦身上，透過他那「韻律式」的節奏與歌謠風，我發現了「地方芭蕾」的特性，那是他從感覺出發留下的餘韻，更在他劇戲性的表現風格中，發覺他所拉出的類喜劇之距離與張力，將詩行中的肢體、動作如此緊密地與其韻奏嵌合在一起。商禽善用變形的詩藝，長篇敘事地營造情境，詩中充滿著動物化的隱喻，他的「吠月／逐月」思索

，就是一種原型神話心靈的投射。他打破了有限存在的藩籬、海峽空間的文化阻隔，以及親人與長輩的懷想距離，進而去把握無限、想像語言所蘊含的生命意義來破除對死亡的恐懼；最後，他像「介殼蟲」一樣，擅於「保護」及「防衛」，並且習慣於黑暗並在裡頭做夢，不願溝通，這恰巧都與他創作的主題與材料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