墾丁國家公園保育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挖掘到下列精選懶人包

地形學

為了解決墾丁國家公園保育的問題，作者林俊全 這樣論述：

　　地形學被稱為地質學的最後一章，也是地理學的第一章，是探討地表的起伏、成因與人們如何利用的學門。地形學對自然地理而言，是主要的知識架構之一，提供我們系統研究地球科學與人地互動的基礎概念。 　　地表的地形作用改變了地形，產生變遷。這是地表的自然作用，然而也對人類社會有許多的影響。當超過人們可以承擔的限度時，就形成災害，因此人們需要面對地形災害的成因與如何減少災害的損失。 　　【關於臺灣地形研究室】 　　成立於1992年的「臺灣地形研究室」，過去30年來致力於臺灣地景的保育工作，從概念的推廣到推動地質公園的入法，都是我們努力的方向。研究室持續提供相關政府部門地景保育研習

與環境教育的課程，並協助相關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地質公園等調查與規劃研究。研究室每年出版兩期《地景保育通訊》，並陸續進行合作出版《Geoparks of Taiwan》（Springer）、《臺灣的國土監測報告》、《地形圖中的福爾摩沙》、《氣候變遷中的國家發展藍圖》、《臺灣的天然災害》、《臺灣的十大地理議題》等書。近年研究室除了持續沖蝕監測、高精度航空攝影等相關地形變遷研究外，並致力於推動臺灣地質公園與國際地質公園及保育運動接軌、解說員的培訓與認證、讀景運動等地景保育工作。

墾丁國家公園保育進入發燒排行的影片

應用物種分布模型預測臺灣穗花杉之潛在生育地

為了解決墾丁國家公園保育的問題，作者富張曜驛 這樣論述：

人類活動和生育地的破壞，會影響物種族群之數量，甚至造成物種瀕臨絕種，當自然生育地無法保障瀕危物種生存時，則需要找出潛在生育地，並利用移地保育(Ex situ conservation)等人為方法、技術，將目標物種搬離它原本的生育環境，移至另一個生育環境中管理。因氣候變化對於林木生長、分布和種類具有一定的關聯性和重要性，在建立物種的生育環境資料時，必須先瞭解影響林木生長之主要環境因素，以此找出潛在生育地。以物種分布模型(Species distribution models, SDMs)進行生育地模擬，為近十年來被廣泛應用於全球氣候變化應對及預測物種的潛在分布，其可將目標物種的樣本資料和環境變

量建立其關聯性，進行瀕危物種潛在生育地之推估，以供為區外保育及復育策略擬定之用。本研究蒐集19種環境變數和4種地形變量，配合986個臺灣穗花杉之分布樣點，藉由SDMs中最大熵(Maximum entropy, MaxEnt)模型，推估臺灣穗花杉於臺灣南部之潛在生育地。研究成果顯示，利用MaxEnt推估臺灣穗花杉潛在生育地，其擬合程度達到0.9945，其潛在生育地範圍分布，在臺灣南部地區北至北大武山、南至老佛山。本研究所建立之臺灣穗花杉潛在生育地，藉由現地調查，預測機率在0.6以上之高預測區，確實發現有臺灣穗花杉植株之零星分布，綜合各項結果，顯示MaxEent模型所推估之臺灣穗花杉潛在生育地具有

其價值，可供為臺灣穗花杉生育地保育策略擬定之參考。

地形學 (電子書)

為了解決墾丁國家公園保育的問題，作者 這樣論述：

　　地形學被稱為地質學的最後一章，也是地理學的第一章，是探討地表的起伏、成因與人們如何利用的學門。地形學對自然地理而言，是主要的知識架構之一，提供我們系統研究地球科學與人地互動的基礎概念。 　　地表的地形作用改變了地形，產生變遷。這是地表的自然作用，然而也對人類社會有許多的影響。當超過人們可以承擔的限度時，就形成災害，因此人們需要面對地形災害的成因與如何減少災害的損失。 　　【關於臺灣地形研究室】 　　成立於1992年的「臺灣地形研究室」，過去30年來致力於臺灣地景的保育工作，從概念的推廣到推動地質公園的入法，都是我們努力的方向。研究室持續提供相關政府部門地景保育研習

與環境教育的課程，並協助相關國家公園、國家風景區、地質公園等調查與規劃研究。研究室每年出版兩期《地景保育通訊》，並陸續進行合作出版《Geoparks of Taiwan》（Springer）、《臺灣的國土監測報告》、《地形圖中的福爾摩沙》、《氣候變遷中的國家發展藍圖》、《臺灣的天然災害》、《臺灣的十大地理議題》等書。近年研究室除了持續沖蝕監測、高精度航空攝影等相關地形變遷研究外，並致力於推動臺灣地質公園與國際地質公園及保育運動接軌、解說員的培訓與認證、讀景運動等地景保育工作。

應用自動相機估算食蟹獴(Herpestes urva)密度及豐富度指標之評估

為了解決墾丁國家公園保育的問題，作者孫穩翔 這樣論述：

族群密度為野生動物經營管理中非常重要之資訊，準確的估算族群密度有其必要性。紅外線自動照相機的發展讓研究人員能夠快速且低人力、低干擾的進行野生動物相對族群豐富度調查，並延伸出平均相機偵測率用來比較不同時間及空間物種之族群密度，然而平均相機偵測率是否能夠準確反應族群密度有待驗證。為驗證絕對族群密度與平均相機偵測率之相關性，本研究(1)應用絕對族群密度估算法中的標記再發現法(Mark-resight)進行食蟹獴(Herpestes urva)之族群豐富度估算及計算族群密度；(2)評估食蟹獴族群密度與平均相機偵測率之相關性；(3)並探討可能影響族群絕對密度與平均相機偵測率相關性之因子。本研究分別於屏

東大漢林道、高雄扇平、屏東南仁山、台東成功及花蓮源和進行一至三次的食蟹獴族群密度及平均相機偵測率估算。結果顯示各相機再發現期食蟹獴平均族群密度每平方公里約有17.06±12.5隻；各相機再發現期平均相機偵測率25.67±15.25；相關性檢定結果發現絕對族群密度與平均相機偵測率不具正線性相關(Spearman, r=-0.43,p=0.42)，然而本研究樣本數少，容易影響相關性結果，因此未來仍需增加樣本數，才能釐清兩者之間的關係。另外以個體拍攝率比值比判斷個體間拍攝率差異程度，在封閉族群條件下，總計52隻被捕捉標記之食蟹獴個體中有35隻個體(66%)的拍攝次數為0，扣除大漢林道第二回合及南仁山

第一回合，其他相機再發現期皆有1至3隻個體拍攝率比值比範圍從1.43至14.86，且以雌性成體為主。因此，平均相機偵測率無法反應族群密度的可能原因在於樣區族群中個體間拍攝率不平均所導致，個體間的拍攝率差異可能與個體的活動領域、活動領域面積及自動相機架設位置有關。在本研究的條件狀況下，發現食蟹獴之絕對密度與單純應用紅外線自動相機所估算之平均相機偵測率間不具正線性相關，因此同樣條件下，不建議應用平均相機偵測率於評估食蟹獴族群密度及其動態，另外基於個體間拍攝率不一致，建議應用紅外線自動相機作為其他野生動物物種之相對密度動態指標前應先行驗證，以確認指標之正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