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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怪的理想身體：台灣健美運動的社會學研究（1958-2003）

為了解決初級體適能指導員報名的問題，作者王兆慶 這樣論述：

在健身房文化逐漸成為台灣都會生活的一部分時，與健身房文化部分系出同源的「健美運動」和「健美先生」們卻逐漸失去能見度。健美先生肌肉結實的身體乍看符合男性理想形象，實際上它在台灣社會卻並不「秀異」，反而隱約有被排斥的危險。本文於是追問：台灣健美運動何以日趨邊緣、健美先生的身體形象何以價值曖昧？　　台灣健美運動的困境，不宜被去歷史地思考為「東西文化差異」的結果，也不適合被單純框架為「男子氣概」或「猛男情結」的性別身心問題。本文主張，台灣健美在醜怪與理想之間地位曖昧，是象徵鬥爭的操作。這種價值的變遷是有行動者、有歷史過程，也有社會基礎的。　　健美運動的確一度被台灣社會視為「有價值」的事物，但是當崇尚

國族體育的氣氛轉向消費主義，健美肉體的文化意義卻只能建立於個人的肌肉滿足感，無法成為身體象徵經濟中大量流通的符號時，健美人的「身體資本」就喪失了資本自由轉換的能力。加上台灣健美運動從誕生以來就習於靠國家或「靠自己」，然而當消費時代來臨、社群內部派系問題又逐漸浮現時，這種資源取得和文化人口再生產的模式就遇到了瓶頸。健美身體文化的發展問題，雪上加霜。　　指出這些問題，並不是在撰寫健美運動的墓誌銘，而是指出健美身體文化尚有可為之處。健美研究的意義，是一個主流文化與次文化之間的鬥爭問題――本文對台灣健美社群的建議是，健美身體價值的變化有賴各種外部社會力量的操作，不是健美人「自己好好練」或「靠自己」的英

雄奉獻心態可以解決的；對人文社會研究者的建議則是，本地的健美研究不宜被過去的西方文獻束縛為「規訓」問題，而更像是「自我技術」的問題。除了追問健美的身體建構與異化，更需要去追問身體如何帶來權力，以及這種運作模式如何衍生出本地身體次文化鬥爭史的戲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