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紀念堂演藝廳檔期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挖掘到下列精選懶人包

兩廳院的誕生與文化政策

為了解決中正紀念堂演藝廳檔期的問題，作者邱筱喬 這樣論述：

1976年決議興建的「國立中正文化中心國家戲劇院與國家音樂廳」 (以下簡稱「兩廳院」)，是一個意外的政治產物：附隨在為紀念先總統蔣中正而建造的「中正紀念堂園區」裡面。身為國族主義政治產物的兩廳院，一開始並沒有所謂「文化政策」的類似說法與規劃，無論如何，1987年開幕的兩廳院，仍然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國內表演藝術在這二十年來的轉變與發展。另一方面，兩廳院至今仍是國內唯一具有國際水準與專業規格的表演場地，這種空間資源的特殊性與稀有性地位，使其場地檔期總是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相關爭議也從未止息。本研究便是著眼於兩廳院這個空間資源的特殊地位，及其文化生產、文化政策進行探究。本研究從西方藝術發展脈絡的檢視

開始，接續探討了兩廳院的誕生背景，以及這個空間資源的屬性，然後把這個空間資源連結上文化政策的實踐，也就是兩廳院官方如何透過空間資源的分配運作來實踐其文化理念，而所謂的文化理念則隨著主事者的人事更替有著相應的觀點變遷。作為藝術的生產工具的空間資源，對於藝術生產者、仲介者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存在，而兩廳院本身的特殊性質更增添了這個資源本身的重要性，此外在兩廳院官方以主辦節目所提供的場地與經費資源的支援下，這種藝術補助的模式多少地影響了國內表演藝術的生產；據此，兩廳院本身著實在台灣表演藝術發展上扮演了一個鮮明的角色。而兩廳院在社會普遍意識上作為一個「精緻藝術的殿堂」，在性質上便有無法交由市場機制運作的困

難；另外，無論是從布爾迪厄對於批判性文化的擁護立場，還是阿多諾從哲學與美學反思出發的對於藝術自主性的看重，都承認並同意政府行政適度介入文化藝術的必要。尤其是當代文化消費之中的商品拜物教現象，更是時時刻刻地威脅著藝術家的作品生產、藝術消費者的美學體驗，而進一步地破壞了藝術原本所可能提供的，讓人們以另一種不同於文化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的方式、跳脫那主宰著人們思維的概念機制來體驗生活的可能性；在這樣的境況下，如果我們依舊肯定藝術的自主性、批判性與反思性的價值，國家政府的介入手段可以提供一個緩衝的途徑，保護文化藝術避免市場機制的摧殘。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從當代文化消費現象的境況，來重新思考兩廳院在

台灣文化藝術領域中扮演的角色。